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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李四如是说 　　 谢作诗：有学者一直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公是善，私是恶，国家利益是善，个人利益就是恶。说国家利益就是人民利益，但从不解释为何个人利益的恶加一起就成善了。 中国论文网 /5/view-7200460.htm 　　 罗振宇：忘了谁说的一句话：“为什么人们的观点差异很大，而事到临头时的行动却大体类似？因为观点不必负责，而行动却有很高成本。”所以，和观点相比，成本更能揭示世界的真相。 　　 许知远：在对解决方案的急切寻求中，是人们对于个体责任的推卸，他们既不愿意付出道德的、智力上的探索，只希望获取外界的、别人的、最好是一揽子式的答案，而他只要遵从这答案即可。现今中国社会里，许多人没有探讨社会问题的能力与耐心，只是急于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但这样的态度反而导致人们常常选择粗暴的解决办法。 　　 蒋廷黻：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冲撞，或鲁莽颟顸式的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共同进步。 　　 华 生：知识分子喜欢和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经济变化的结果，经济会制约我们社会和政治的走向。当年改革开放，也是因为经济的压力。如果当年的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一半好，那就不太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了。所以，下一步左右中国发展的，从根本上来说，恐怕还是经济问题。历史地看，强大的权力基本上可以做到它想做的一切，但它有一件事情解决不了，就是经济。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经济自由和小康生活，却非要美化当年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时代的日子，可以说是非常愚昧无知的。 　　 胡启立：一次，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把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都拱手送给了资产阶级，我们共产党人还剩下什么？就剩下批判啦，斗争啦，专政啦，这怎么能行！ 　　 张学林：任何领域改革的最大阻力都是来自于人，代表既得利益的那些人。而要想深入推进该领域的改革，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搬开这些人，于是，我们看到军队大改革如此、金融领域改革亦如此。电信董事长落马预示着通信领域的大改革即将来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16年五大任务，核心就在于改革。 　　 亦 舒：作为女性，先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资格谈到应该争取什么。十五至二十五岁，争取读书及旅游机会;二十五至三十五，努力工作，继续进修，组织家庭，开始储蓄;三十五岁以后，将工作变为事业，加倍争取学习，一定要拥有若干资产防身。 　　 刑警老吴：为什么犯罪种类越来越多，破案率越来越低，嫌疑人的智商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防范不力，打击不够。贫富差距的分化，物欲的诱惑，刺激着不同人群的良知，不仅是食品、药品、种子类等可见物方面出现大量假冒伪劣产品，互联网、电信诈骗等犯罪也大面积爆发。被动防范不如主动管理。 　　 王旭明：国家能源局一个处级副司长贪污受贿二个多亿，不明资产一个多亿，骇人听闻。除严判该贪官外，还要追究该局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和主体责任。这样的事儿怎么能一点儿都觉察不出来？怪事！ 　　 陈丹青：我看美剧，吓坏了，它的广度和深度，它的残酷和道德力量，不亚于《战争与和平》。美剧承接了十九世纪西方长篇小说的传统，庞大、细腻、厚重。《广告狂人》《国土安全》《纸牌屋》……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如果活到今天，看这些连续剧，也要佩服死了。 　　 苦雨斋主人：要知道法律不是要拿谁“开刀”，而是让你我活得更有理性、更有人味、更有尊严。换言之，法律不仅仅是官方颁行的条文，更是一个饱含公平、正义、良知等价值判断的系统。无论多大点事，动辄“告官”、“叫警察”，事事诉诸公权力，这是不尊重他人也不把自己当人的做法！ 　　 德卡先生：从小觉得最厉害的人就是妈妈，不怕黑，什么都知道，做好吃的饭，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哭着不知道怎么办时只好找她。可我好像忘了这个被我依靠的人也曾是个小姑娘，怕黑也掉眼泪，笨手笨脚会被针扎到手。最美的姑娘，是什么让你变得这么强大呢，是岁月，还是爱？ 　　 余 晟：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与父母打交道的原因是，大家的世界观差异太大，父母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在我们看来太另类，甚至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比如认定世界通行的是丛林法则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国家利益重于泰山个人利益轻于鸿毛，阎王是好人而小鬼办坏事，生活应当以节俭为第一要义等等。因此，这样“火星撞地球”的冲突，难免让人厌烦。然而在我看来，父母的世界观与世界和时代的差异，非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