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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的“形象”与接受 　　白烨 中国论文网 /5/view-7254719.htm 　　在众多的当代作家之中，女作家张洁实在是奇人一个。 　　张洁在新时期之初的1978年开始创作，虽在同代写作人中起步较晚，但因生活积累丰厚，艺术造诣较高，她在文学写作上起点高，步子快，成果多，影响大。先是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和《条件尚未成熟》三个短篇相继摘取了1978年、1979年和1983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以《祖母绿》摘取第三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后又以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如果说这些文学实绩还不足以令人称奇的话，那么，她花费十数年时间完成的长篇三部曲《无字》，又成功问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在当代文坛，绝对是仅此一家，别无二例了。 　　张洁之奇，还在于她的人。她在新时期崛起的那批女作家中，属于长相清秀，气质高雅的，但更为特别的，是她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因此，又有“冷傲”、“各色”的种种传言。但以我接触中的感觉看，她注重脾气相投，讨厌装腔作势，始终持守的是一种不做作，不矫情的真性情。 　　张洁《无字》参评的那届茅盾文学奖，我是初评委。从全国报送的上百部作品中，经过阅读和评审，从中遴选出20―25部入围作品，进入最后的终审。记得在讨论作品时，有几位评委对《无字》颇有微词，说是作品新意无多，无非是《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加长版。我听后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张洁的《无字》是倾注了作家一生心血的扛鼎之作，不能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同日而语。作品通过两个人的婚恋事件的个案，以小见大地透视了一个社会如何把个人生活变成公众生活，把情感事变弄成政治事件，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与深刻的批判精神。作品写得如泣如诉，读者读来如歌如哭，这样的作品不能忽视，理当入围。我发言之后，又有评委接着发表了赞同的意见，那种否定占先的局面渐渐改变了过来。最终在此后的投票中，不仅顺利入围，而且票数靠前。后来看到《无字》在终评中胜出获奖，我很高兴，因为在它走向奖台的过程中，有过我的一份心力。 　　张洁不大喜欢别人写她，说她。但《名家侧影》这个栏目，又不能无视她，遗漏她。好在这期的几篇忆说张洁的文章作者，既有跟她较熟的文坛老友，又有未曾谋面的后辈“粉丝”，年轻人如何看张洁和他们眼中的张洁，相信对于人们认识张洁其人和张洁反观自身，都会别有趣味。 　　谁是张洁？ 　　谁是张洁？ 　　什么是张洁？ 　　哪一个是张洁？ 　　这是女作家张辛欣在1985年岁末为张洁所写的文章开篇提出的三个问题。在这篇名为《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的文章中，才华横溢的作者明敏地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描画一个清晰完整的女作家形象或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早已“被人、被自己撕碎， 　　又撕碎”――“写下开头的问话，便在台灯下，独对半扇窗子半个墙角，把早被嘴们撕碎，风吹过，飘扬过，又错错落落地撕下的碎片拾回来，一下子拿不准哪儿拼哪儿。”[1]“被嘴们撕碎”指的是世俗社会对于名人，尤其是名女人的各式各样、滔滔不绝的议论，作家的形象在这样的话语之流中被撕碎了。这似乎是个古老的话题：女人因为她们的美丽，或因她们的犯忌，而被市井的飞短流长所围困，名为“道德”的利剑向“不规矩”的女人迎头挥舞，以示惩戒。远的不说，那些最初以个性解放之名从封建大家庭中出走的娜拉们最痛切的感受之一便是“人言可畏”[2]。而现代女作家们的私生活甚至比她们的作品本身更能吸引公众的目光――林徽因、白薇、萧红、张爱玲，或是丁玲――丁玲怀抱炽热的革命理想抵达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却发现“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她因而感叹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3] 　　至少在张洁和张辛欣所处的时代，女人仍免不了被“那种幸运”所关照。同为1980年代处于风头浪尖上的女作家，张辛欣显然对这种来自集体无意识的侵扰感同身受，于是她“有话要说”，她要在一堆碎片中“拼接”起一个她所了解的张洁，虽然困难重重――在数不尽的“人说”中，简直搞不清“谁是张洁”、“什么是张洁”、“哪一个是张洁”。 　　无独有偶，女作家赵玫的文章《以血书者――张洁印象》[4]也以类似的方式描画了一个她心目中的张洁。作者承认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从未见过张洁”，“但我从骨头里想，我能懂张洁。”作者在以一种十分抒情的语言书写对张洁（作品）的印象时，也不时地插入各种关于张洁的“传说”。张洁活在自己的作品里，同时也活在他人的谈论中――那是数不尽的 “有人对我说”“后来，又有人对我说”“再后来，又有人说”。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凭借“理解和良知”完成了对于张洁的“想象”――“我是从我的理解和有人说中探寻到了那个真正的张洁”“我敢说我理解她……我用我的理解解释她，我最终把她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