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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 （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 （清华大学校长）;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 中国论文网 /5/view-7147848.htm 　　“我的小女儿也没考上联大” 　　按常理，一个学校中都有不少人争着做校长，何况是3个学校。原先的三位校长中，论资历论年龄，梅贻琦都排在最末，但他却把这校长做得稳稳当当、妥妥帖帖。在一次大会上，蒋梦麟把自己的表交给梅贻琦说：“我的表，你带着！”也就是“代表”的意思了。梅贻琦作为“代表”，把西南联大办得风生水起。 　　那时日子非常苦，要跑警报，还要饿肚子――甚至堂堂校长夫人、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也要到大街上做小生意，售卖自己做的“定胜糕”。梅贻琦经常在校办公，也就经常和学生一起跑警报。警报一响，不少人跑得都找不着北，但梅校长却永远是那样绅士，那样从容不迫。 　　一次，梅贻琦的弟弟出国前到昆明看他，发现兄长的住处是如此之逼仄，伙食是如此之寒酸。晚上，一家人更是闷闷不乐，因为侄子梅祖彦跑警报时，把眼镜连带盒子都跑丢了。没了眼镜他就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他就没法上学。他都快要没法上学了，家里仍买不起新眼镜！ 　　在西南联大，梅贻琦管事，说话当然就管用。但对自己的子女，他从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他的儿子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念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儿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后，有个别人上门来，为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说项。梅贻琦从来都坚持原则。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华很多同学的热烈欢迎。有一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录取到别处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权已渐失民心。世道不公，特务非常之猖獗，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也极其活跃。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费孝通等是其中最活跃的一批人。罗隆基被称为“罗隆斯基”，而吴晗则被称为“吴晗托夫”。1946年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后，吴晗依旧非常积极。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国民党的大员陈某某特地从南京到北平，邀请北平一些大学的领导吃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郑天挺，当然少不了清华的梅贻琦。陈某某对梅贻琦说：“你们学校的吴晗，也闹得太过分了吧，该约束约束他啦。”北平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指名道姓地说：“是该管一管了。”梅当然明白“管一管”是什么意思。他立即解释说：“吴晗只是个读书人，他并没有怎么样，他也不可能怎么样。” 　　梅贻琦对所谓的“管一管”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大学是最高学府，天职就是追求真理、服务祖国，而不是为某党某派所私。大学理应培养建设人才，但也不妨有些批判精神。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党派之私产。只有提倡学术自由，才能建设杰出大学。而学术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包容新旧左右，允许百家争鸣。只要教师不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主义，不是借学校的名分去搞政治，不影响本职工作，他是不赞成干涉教师自由的。 　　当然，形势比人强。你跟政治讲理，政治不跟你讲理。他看形势有点不对了，立即让人通知吴晗：“吴先生，你得赶快走，晚了不行了。”吴晗会意，乃遁之。 　　人品、资历、才干、工作样样过人 　　1940年，西南联大三校之中的清华，特意为梅贻琦任教25周年举行庆祝。梅贻琦在美国的母校也把名誉博士学位送给了这位杰出校友。各方的名流政要、专家学者纷纷莅会，无数校友、学生的问候也如雪花般飞到昆明。在庆祝会上，曾任教育部长的李书华非常得意地宣称：清华有今日的成绩和地位，与梅校长的努力分不开。当初推选梅先生做清华校长，“是我在任内最满意的一件事”。但面对这罕见的殊荣，梅贻琦只是非常谦抑地把自己比作京戏中的“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梅贻琦本就是清华人。当年第一届庚款生招考，轰动全国，报名的有700多人。发榜了，有个小伙在看榜时，看见旁边一位瘦高个不慌不忙、不忧不喜地也在那儿看。按说，应考者要么上榜要么不上榜，中榜者高兴得连尾巴都翘上天了，落榜者便是涕泪飘零也不稀奇。独此君容色自若，静水深流，别人看不出个山高水深。后来才知这个瘦高个叫梅贻琦，在录取的47人中，排第六。 　　留学归国后任教清华。梅贻琦不爱说话，但教书却非得说话，课外还要为学生补功课，很累人。他回到“天津卫”向恩师张伯苓诉苦，说不想干了。张伯苓一听，很是不悦，问：“你教多久了？”“半年了。”“才半年，怎么就知道自己没兴趣？年轻人要有点耐性。回去教书！”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