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资角度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之定位分析和法律规制浅思.docVIP

　　从5?12汶川大地震掀起的全国范围内募捐热潮，到“郭美美事件”、壹基金事件，慈善事业被推至风口浪尖，慈善捐赠在近几年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其相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视野之中。目前，我国慈善捐赠法律制度尚在构建中，很多实施细节还未予以明确，对于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甚至缺乏最为基础的法律定位（尽管刘连煜等[1-7]结合公司治理和社会公共责任的学术观点赋予公司慈善捐赠以正当地位，但之后的法理延伸无法贯穿主体行为的利益平衡，仅凭道德标准也无法维系具体化、复杂化的财产让与）。鉴于公司的本质是营利法人，其行为应当区别于以个人意志为基础的自然人和主体结构简单、行为意志明确的其他法人或非法人组织：一方面公司的全体股东、高级管理层、债权人等多方利益的介入，会使慈善捐赠在定位、决策等环节上产生争议；另一方面，公司的资金额度、执行方式、价值衡量、效果判定等具体操作需要经过系统化的论证分析，因为捐赠的无偿特征相悖于公司营利的本质目的，即使公司慈善捐赠有足够的法理依托，其具体操作也会引发一系列规范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公司慈善捐赠的专门立法，相应异议只能通过交叉法律、司法解释，甚至社会习惯来解决，这难免会留下一些制度漏洞，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同时适用本身的混乱也会对不同位面的权利主体产生影响，如果不能明晰脉络并予以规划协调，公司慈善捐赠则很难实现内在的效益行为意义。因此，本文拟从法理角度分析公司慈善捐赠需规范的主要问题，结合我国慈善捐赠法律规制的现状，对其法律定位和法律规制提出一些浅见，以期实现公司慈善捐赠的社会积极效应和后期规范化的统一管理。 　　一、我国公司慈善捐赠需规范的主要问题 　　《2013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指出，我国用于慈善事业的物资主要来源于企业捐赠（2013年，企业法人的捐赠约占我国年度捐赠总额的69.67%，所占比重比上年增加11.63%，成为我国捐赠的绝对主力）。而公司作为基本企业形式则成为中坚力量，其贡献程度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均占有很大比重。但是其中的一些规范问题不容忽视，如“封杀王老吉”“万科捐赠风波”“尚德公司诈捐门”等事件的发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公司法人作为捐赠主体的局限――尽管捐赠行为是单方面的财产让与，但其主体本身不可能真正摆脱其所在的利益关联。因此，公司慈善捐赠需规范如下几个问题。 　　1.主观意愿的归属 　　诚然，学界已经肯定了公司法人的捐赠能力，但拟制人格终究无法承载抽象化的复杂感情――单纯从行为出发无法解释慈善发起的动机本质，在此意义上，公司捐赠的行为评价会出现两种结果：其一，公司是形式上的捐赠主体，其意愿表达出自以股东为代表的所有权人，目的在于强化整体效果和流畅的程式操作；其二，捐赠行为是辅助性的策略手段，决定权集中于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管理层，并以有利于经营为最终目标。鉴于捐赠并非公司本职的经营范围，且公司法人的独立人格存在一定阻断效果，其过度的投机性行为不值得提倡，至少在公司基本利益之内，他人无权以鼓励的方式加以推动，或通过道德批判强行施压。 　　2.积极性的合理引导 　　虽然多数公司都参与过慈善活动，但是很难说是真正地出于理性，其中只有极少部分是自发实施的单纯捐赠行为。毕竟，每一次捐赠的完成意味着公司财产的直接减少，而该行为带来的收益往往不能形成等值对价，故普通公司难以对慈善产生热情，面临激烈竞争或地处不发达地区的公司尤为如此。即使法定的税收抵扣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无偿捐赠，但仍有很多公司为免于繁琐程序而拒绝参加，甚至还有公司不知有此优惠条款。目前，公司慈善捐赠的最大动力还是来源于能产生类似广告效应的名誉价值，公司所博弈的不仅包括人们的主动关注，还含有免受鄙夷的风险规避，如果不予以合理引导，很容易成为公司之间的攀比舞台和打压手段，或成为例行任务式的额外负担。 　　3.捐赠行为的规范调整 　　我国没有专门的公司慈善捐赠法，很多细节只能通过《公司法》《合同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相关法律条文来进行规范，但这些零散规定很难形成制度化的规范体系，进而全面、适当地解决问题。近年来，慈善事业逐渐由政府主导向社会管理过渡，无形中加大了公司的自由选择空间，而相应多样化、复杂化的捐赠行为也对慈善基本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主体资质认定、公司股权捐赠、捐赠决策权的转移，都需要有针对性的法律来进行解读。从法理角度而言，公司完全可以自主捐赠并独立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但随着公司规模的变化和资金流动的附加影响，公司章程和个人决策已经无法提供周密的保护，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公司、社会、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地位平衡需要法律的特定介入。 　　张若翔：基于投资角度的我国公司慈善捐赠之定位分析与法律规制浅思 　　4.潜在恶意违法行为的界定 　　在实践中，公司捐赠一般并不直接针对受益者，而是通过受赠的公益组织过渡完成。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