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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俊人公民道德建设的制度之维 《绿叶》2009年1期 作者：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一、公民美德的培育与民主精神 　　公民道德本身似乎不是一个制度问题，但公民道德建设却肯定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公民道德建设是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公民的社会公共美德，诸如文明礼貌、公平正义、社会责任、规则和秩序意识、宽容、感恩、互助互爱，等等。公民美德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是两个既相互关联又非常不同的概念。在中国，公民美德的概念到现代社会才逐渐凸显出来，传统社会所讲的多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伦理。在西方，公民美德的观念发育较早也较为成熟，古希腊人就注重且善谈公民美德，那是因为早在雅典城邦国家的时代，他们就建立起了雅典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比如“长老会”或者“公民大会”上的公开辩论、演说。这看起来是一些程式化的公开形式或仪式，但它所展示的却是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的社会公共文化精神，在这种公共文化精神的孕育下，人们逐渐养成了一种公共意识，并逐渐学会了组织和参与社会公共活动的一些关键“技术”或技巧，包括逻辑学、修辞术、辩证法等，因为这些技巧是公共辩论和演说所必需的基本技术。公共意识使古希腊人对道德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跟我们不太一样：公民美德的概念比一般道德的概念更具开放性和公共性。 　　公民美德的主体当然指每个个体，但他既有自然个体的身份，也有社会公共的角色特性。每个人进入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后所表现或应该表现的那些卓越、高尚、优异的品质，就是公民美德。比如说，在战场上的勇敢，在奥林匹克竞技比赛中的非凡能力，在公共演讲和辩论中的卓越智慧，在一些公共事务或者公共冲突中的正义、优雅、仁爱，都是公民美德。所以公民美德的主体不是自然个体，而是作为社会公共成员的社会个体，包括所谓“政治人(动物)”、“经济人”和“文化人”。以这些社会公共身份表现出来的德行品质，才是公民美德。 　　个人的身份各不一样，作为自然人和伦理人，作为社会人，他或她具有不同的德行，不同的卓越目标追求和不同的道德境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两个不同的领域：作为自然人和伦理人，我们生活在家庭、血缘、亲情的圈子里，按照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亲亲、亲情是我们的主要伦理维系。作为社会人，我们又必须生活在社会公共领域里，按照古希腊的道德传统，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是我们应当追寻的主要美德(所谓“古希腊四主德”)。因此，有些规则属于家庭伦理领域，而在家庭领域里被视为美德的行为在社会公共领域却可能不然。比如，中国儒家讲“亲亲互隐，直在其中”。因为在家庭伦理范畴，孝被看作是“第一美德”。即使父亲做了不好的事情，你可以批评，但不能到外面去告发，告发就会使问题的性质发生改变，孝道就难以维持。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我们发现古希腊人对同样的问题提供了相反的解答。一个雅典青年问柏拉图：他的父亲偷了公家的牲口，该不该告？柏拉图认为当然要告，不告就是没有基本的正义感。柏拉图的语境显然是公共的，子“告”其父是就公民美德而言的，因此作为社会公共正义的“直”与儒家“亲亲互隐”的“直”就截然不同。 　　人有两种本性，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生活有两种领域，自然亲情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之所以说公共性或公共美德在现代才开始凸显出来，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类的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才开始明确分界。何谓公共领域？何谓私人领域？费孝通先生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之。他说，私人领域就是“熟人领域”，公共领域就是“陌生人领域”，人们在广场、街道和一切公共场所相遇，互不相识却必须互相交往，这就是公共生活领域。私人领域不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自我的隐私，还包括比如说家庭、邻里、乡亲、朋友，这些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中国人所说的“圈子”)。中国儒家的主张实际上是非常原始的道德本义：我们说道德是风俗习惯的总和，首先就是在自然伦理的圈子里来谈的；乡规民俗虽不像法律那么严格严厉，但在特定的伦理圈子里你若违背它们，付出的代价可能要比“犯法”的代价还大。譬如，谁在村里借钱不还，他就可能被看作是一个无赖小人，他再想在熟人圈子里借钱办事就极端困难了，这就是传统的道德伦理。在现代社会，这种道德伦理的约束就越来越软弱甚至靠不住了。谁借钱不还，若没有借条合同，赖账你也没辙。显然，在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或契约社会里，我们不能只依靠一般的道德伦理约束来确保公共生活的秩序规范。 　　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公共领域越来越扩展，而私人生活则越来越萎缩，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结构转型。若按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公共领域即陌生人领域，我们可以说，现代人从三岁起就开始进入公共生活了：三岁的孩子要上幼儿园，幼儿园对每一个孩子来说几乎都是陌生的，幼儿园的伙伴不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甚至不是他们所熟悉的小朋友，因而他们都必须遵循幼儿园的生活和学习规则，而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