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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风险决策 　　管理学上的决策，是指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借助于一定的科学手段和方法，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最优方案，并组织实施的全部过程。从决策问题及决策后果的可控程度区分，决策可以分为确定性决策和风险决策。检察机关进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其目标就是找到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各种证据，打击职务犯罪，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侦查人员随时会面对决策。由于侦查活动仅仅是一种为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寻找证据支持的过程，而不是为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过程，被侦查对象是否罪成、罪责大小仍属于不确定的状态，因此这种决策在相当程度上会面临决策后果的不可控，是一种典型的风险决策。 　　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风险决策产生的原因 　　1、立法原因。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由于对传唤犯罪嫌疑人的时限、监视居住的地点等都没有严格的限制，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往往可以通过长时间传唤、监视居住犯罪嫌疑人等方式来提前突破案件关键证据，落实是否确实存在职务犯罪，为即将面临的侦查决策提供确定性的支撑。通过这些程序，侦查人员实际上已经在案件是否成立，犯罪嫌疑人是否罪成等问题上“胸有成竹”，因此在侦查过程中进行诸如是否立案、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等决策时是明显的确定性决策。 　　这种决策结构在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修改的刑诉法对于传唤的时限、监视居住的地点等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各种侦查措施的实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规范。检察机关侦查人员过去那种具备了各种确定性条件支撑后再进行决策的做法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取而代之的，侦查人员必须在12小时内结束讯问，侦查强制措施适用也必须严格遵照法律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限制。这就造成侦查人员在进行决策之前，通常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到底是否涉嫌犯罪。对于是否立案、立案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等决策，往往只能依赖侦查人员初查中的经验判断和有限证据的推导，这样的决策事实上就变成了风险决策。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存在撤案等情况也说明了侦查决策的这种风险性。 　　2、职务犯罪侦查特点上的原因。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贿赂案件，相比较其他刑事案件来说，往往更依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等言辞证据。但是，口供的取得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短暂的过程。犯罪嫌疑人从接受讯问开始，到如实供述所犯的罪行，往往经历了试探摸底、对抗相持、动摇反复、如实供述等多个心理过程，这些心理过程能够在12小时的传唤讯问时间内走完显然是比较困难的。而采取多次讯问的方式，又给犯罪嫌疑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等行为创造了机会。这样，在传唤讯问的法定时限到来时，是选择放人还是选择立案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放人可能就错过了一气呵成拿下案子的机会，而不放人又可能面临立案后又撤案的被动局面。这时的决策就显然成了风险性的决策。 　　另外，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反侦查能力。在侦查人员进行初查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由于担心一旦案发，自己就会失去已经得到的金钱、名誉、地位、自由甚至生命，因此往往会采取毁灭罪证、转移涉案款物、频繁串供翻供、动用关系网拉拢、对讯问采取不配合态度等一系列方式进行抵抗，给案件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人员在防备这些抵抗措施的同时，能否根据得到的一些蛛丝马迹及时确定案件情况，果断予以立案并采取强制措施，显然也就成了风险决策。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风险决策的必要性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必须在侦查中采取风险性的决策结构。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纯无风险的决策是不可能存在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利，检察机关侦查人员运用这项权利也就必须牢牢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现行法律从保障人权的高度规定了侦查工作中的种种限制。应当看到，这既是对侦查工作的规制，也是对侦查工作的保护。过去那种稳稳当当的无风险决策长远来看是不利于侦查工作发展的。诚然，在选择面前，没有风险要强于有风险。但是，没有风险也就意味着没有进步的区间，意味着没有在侦查中积累经验，使侦查工作步步发展、紧跟时代要求的机会。我们从现行法律出发，为了达到职务犯罪侦查的目的和效果，就必然在面临决策时采取风险性决策结构。 　　职务犯罪案件显著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一般是“由人到事”的发案模式，初查阶段和侦查初期的物证、书证往往较少，言辞证据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言辞证据具有随意性大，取证周期长等特性。根据侦查实践，在12小时传唤讯问期间内通常是不容易取得有分量的口供的，即使取得一部分突破，也往往只是犯罪嫌疑人的试探性供述，形不成坚实的定罪依据。在这个过程中，即使结合外围调查，很多情况下也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犯罪的基本情节和案件规模更是无法深谙。但是，侦查工作就像战争一样，往往时不我待，错过了一步就错过了必胜的机会。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