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五行》释义-简帛研究.doc

郭店楚简《五行》释义 苟东锋 摘要：简、帛《五行》的差异之处往往隐藏着简本的独特用意，分析后可以发现，简本的思想不仅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与帛本的思想有着重要不同。简本的主要内容是讲“德之行”与“行”及其两者的关系，前者论述了仁、义、礼、智、圣从“形于内”而显诸于外，从而成德的天道过程，后者则论述一个人见贤人而反观内省，扩而充之，以完成仁、义、礼、智之善的人道过程。“五行”思想最终所追求的“有德者”是人道向天道的复归。此外，简本《五行》还保留了一些孔子和子思思想的古义。 关键词：五行、德之行、行、德、善 简、帛《五行》的出土使久被存疑的“思孟学派”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随着讨论的广泛和深入，“思孟学派”的轮廓却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论者对《五行》文本的处理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帛本为优，简本为辅；有人以为简本是初本，帛本为改动本；有人则主张两者大同小异。这三种立场原则上可导致三种不同文本，于是，以此为基础对《五行》思想的理解也差异极大；更值得注意的是挺帛一派往往也借鉴了简本的某些处理，而挺简一派则承认有的地方帛本更好，这就使得对于《五行》文本及其思想的理解更加错综纷杂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五行》研究的一开始就澄清：若完全依简、帛各自文本理解，是否能够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承认论者可根据自己的想法校对出合理的本子，以此而研究“五行”思想。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呢？那么以上的看法都需要重新考虑。以下工作就是试图说明简本《五行》背后确实包涵了一套与帛本非常不同的重要思想。 一、德之行与行 《五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起始部分提出了“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德”与“善”、“天道”与“人道”的区分。因此有人认为这部分可以看作《五行》“全篇思想的总纲”，学者多赞同之。但是关于“德之行”与“行”的关系，学界却有着不同看法，大体而言，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五行》最强调的是“德之行”，另一类认为《五行》是“德之行”与“行”并重的。前者又因其对“行”的不同理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认为“行”指“未经心灵体现出来的道德行为”，或“泛指德行，即合乎道德原则的行为”，因此《五行》断然不会主张这种“行”；另一种情况认为仁义礼智圣“皆在人的心中，称为‘德之行’，其表现在外在行为者，则称为‘行’”，这种观点看似“德之行”与“行”并重，实则此“行”就是“德之行”，其本身已经“形于内”了，因而这里强调的仍可以看作是“德之行”。后者目前只有一种情况，即梁涛先生主张的“《五行》的‘德之行’与‘行’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律。”“前者是内在道德律，是主体自觉，后者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观规范。”梁涛先生在提出自己观点的同时对前面两种看法也分别提出了批评，认为前者的问题在于其与儒家一向反对的“行不由衷”相左，后者则有悖于《五行》对于“不形于内”的突出强调。我认为这两点反驳都是有效的。 然而，“德之行”与“行”的关系是否就如梁涛先生所言？这还要看所谓“双重道德律”是何涵义。在梁涛先生看来，“双重道德律乃是早期儒家的一个基本思想”，“它与郭店简其他篇目中的‘仁内义外’说实际表达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不是别人，而是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梁先生认为这种“仁内义外”的思想“具有过渡时期的二元倾向”，以此观之，那么孔子思想也当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二元论了？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此外，为了以示此“仁内义外”与告子之“仁内义外”的区别，梁先生还指出：“郭店简的仁内义外说主要讨论的是仁内与义外的联系”，“而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则突出、强调仁内与义外的对立”，此区分看似切中要害，问题是义外究竟怎样通达而为仁内的呢？作者却语焉未详，只泛泛地说：“（行）一旦与道德主体发生关系，成为人们的实践对象时，则它已经开始‘意识化’和‘内在化’”，但这种“行”的“内在化”是否就是仁内呢？梁先生将《五行》的“心”与荀子的“心”等量齐观，他认为荀子的“心”“基本上是认知心或理智心”，照此看来，他所谓的“行”的“内在化”也只能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内在化，而仁内却主要是道德本心意义上的内在化，这样就无法真正说明义外怎样与仁内关联。可见，“双重道德律”的说法不能自圆其说。 不管怎样，梁涛先生提出《五行》对于“德之行”与“行”是并重的，这一点值得重视。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我以为并不能由此得出《五行》是一种“双重道德律”，主张两种并列的成德路向。《五行》的成德路向毋宁说只有一种，在这一路向中，“德之行”与“行”是互补而为一体的，故而也是并重而不可偏废的。这个结论的一个基本的理由是“金声玉振”之论。简本第十章提出“【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与始，无与】终也。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这段话将“有德者”也即成德过程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