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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日增 在中国1.5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亿人，占60%多。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作为“中国梦”的新一代承载者，他们正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也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前进的新动力和成为中国改革深化的一股新的、强大的推动力。 　　不过，如同“中国梦”正处于从“国强”落实到“民富”的关键阶段一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命运也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对于他们自身来说，群体的意识正在形成，种种生存和发展的要求从零散的呼声开始走向社会化的行动…… 　　徘徊在城市边缘 　　新生代农民工被边缘化,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子女的教育。 ,所以特别想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如果在老家上,教育质量较差,可如果到城里来上,受户籍限制,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由于各地教材不同,教学难易程度也不同,又存在一个脱节的问题。” 　　29岁的年轻母亲、河南信阳农民工彭伟也有同样的烦恼。 7年,有稳定的工作,但是女儿将来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这就必须先回到家里去读书,因为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在深圳读书会耽误孩子。彭伟坦言,农村的户籍就像是一个烙印,永远在提醒她:“回到应该回到的地方去!” 　　国家权威研究部门调查发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让收取农民工子女借读费,但很多地方并未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不少城市公立学校,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的公立学校,仍然变相收取所谓的“捐资助学款”。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虽然现在农民工也可享受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但目前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难以互联互通。 ,农民工反映遇到的“非平等市民待遇”还有很多,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不能带薪休假,女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不能平等地享受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资格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房政策…… 　　新生代农民工的苦恼,不仅是子女的教育,还有住房。 ,不断飙升的高房价令城里人也望房兴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住房梦并未因此而破灭。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入住工棚,而一步步坚实地迈向定居的梦。 10年,来自安徽安庆潜山县的29岁农民孙恒却始终有着强烈的“漂泊感”。一直住在企业集体宿舍里的他,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窝”,将留在老家的老婆和孩子接过来,但高昂的房价让他根本无力承受,想申请保障性住房又被告知需“本地户口”,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实现。 ,1982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的黄志雄,从2002年起就到辽宁沈阳打工,他独家代理的品牌专柜今已进入了许多大商场。在别人眼中已十分成功的黄志雄,一家三口仍然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中。因为还没有经济能力购房,不能在沈阳市落户,黄志雄不能缴纳养老、医疗和劳动保险等费用。 2008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虽说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的工资,但仍因居无定所而常常自感“徘徊在城市边缘”。 ,政府有职责将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纳入整个城市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统筹兼顾。要让农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屋的优惠政策,同时着力培育农民工住房租赁市场。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远离故土,客观上要求解决宅基地置换、买卖的问题,即使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自由转让,也增加了农民的融资手段,增强农民进城购房能力。 　　就在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为“蜗居”所困时,工作在一些沿海城市化前沿地带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向“住有所居”迈出一大步。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市长刘赐贵在职工之家福建代表团驻地接受记者专访时介绍,厦门在工业开发区附近建设专门的外口公寓,为来厦务工人员提供居住生活环境,而已成为高级技师的农民工,可享受厦门市人才引进政策和人才住房政策。刘赐贵透露:“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保障性住房覆盖到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工,扩大廉租房、公寓房供给。” ,都有一些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小天地。走进位于宝山区永清路的创业公寓,便能感受到强烈的“农民工社区”的气息,公寓内超过300套房只租不售,这使得公寓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新村”。公寓里多半住的是年轻人,一居室900元至1200元不等的月租将这群注重消费的群体过滤沉淀了下来,他们从事各行各业:酒店服务员、个体户、机械工人……还有黑车运营者。 26岁的孙元娟来上海已有5个年头,经过几次辗转后目前和妹妹各租一套一居室。上网、消夜、逛街、聚会,是从事海鲜干货生意的这对姐妹主要的业余活动。“周围迪厅、饭店、K歌都有,而且不贵,很对我们的胃口。”妹妹说。 　　与孙元娟相比,来自四川巴中的厨师鄢兴敏也是2004年来到上海,目前仍然和妻子一起与亲戚们合租一套住房。不到6年里,鄢兴敏随着工作的变换已经住过4个地方,但这一次次辗转并没有让他从合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