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媒体语境下司法与传媒如何实现良性互动重点分析.docVIP

试论新媒体语境下司法与媒体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论文提要：媒体通过舆论来评判是非，扬善贬恶；司法则通过法律确定规则和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两者的根本目标虽然都是追求“公正与正义”，但他们之间的也是越演越烈。司法与媒体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两股重要力量，二者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恒久性的问题。我国近年的“刘涌案”、“许霆案”以及“躲猫猫”事件等，折射出媒体与司法在我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关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成为信息传播重要通道和不可忽视的舆论力量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最优状态是两者的各自自律。从媒体与司法所体现的平行的价值观，以及国际有关准则，可以看出，所谓构建二者良性互动的关系在现代民主社会是不可能的。究竟，如何二者的？本文将就此进行粗浅地探讨，与方家就教。一、面临的新媒体环境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从Web1.0 到Web2.0跨越，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如今获得了信息生产、发布的能力和手段，大众媒体对信息传播的垄断被打破，信息传播的效率、路径和方式彻底颠覆，对社会公众的接受习惯、思想习惯和行为模式以至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甚至将Web2.0基础上的博客、推特、脸书、第二人生、播客、维基百科等与作为新媒体的第一代互联网相区别，称之为新新媒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意见，形成了与传统媒体并行的另外一个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因为新媒体信息传播快、覆盖广、式样多、无限量、可匿名、少审查、即时交互、聚集力强的特点，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了即时全面、无孔不入的记录和监督，形成了隐形的“压力集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据统计，截至201年月，我国网民人数达亿，其中手机网民4.亿；各类微博平台上的注册用户已达.09亿。今年4月腾讯透露，11.2亿手机用户中微信朋友圈活跃用户已达2.47亿。人民法院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聚集地，离奇故事的演绎场，更加吸引了网民关注的目光。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舆论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公正；司法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以依法、执法的形式实现，是对进入公众视野的新闻事件“有感而发”，是一种道德性的情感和评价。但司法公正与否，涉及到认识和评价问题，因此，法院审判理应接受公众的评判，舆论监督是一种合理而正常的现象，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就指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频频出现的湖北邓玉娇案、陕西药家鑫案等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媒体几乎都呈现“一边倒”的声音，“仇富”、“仇官”与同情弱者是民意的两个极端，而媒体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实际上嬗变成为另一时空的审判案件活动，媒体引领民意严重干扰独立审判，影响司法公信，未尝不是对权力滥用的结果。 （）媒体对司法的侵犯性 媒体的判前评论，容易形成媒体审判。 一些媒体在对法院正在审理中的案件的报道中，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或带有明显暗示意味的言论，极力煽动社会公众的情绪，力图激起公众对某一方当事人的憎恨或者同情，给法院审判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案件最终无法得到公正的审理。 媒体“绑架”了裁判，使裁判的法律效果难以实现。 作为媒体更关注个案当事人身份的特殊性和个案裁判者的负面性，对个案的客观事实并非全面了解。特别是当前社会大众存在“仇官”、“仇富”等心结，因此涉案当事人身份特殊便会很容易纳入媒体关注的热点，如去年4月份成为媒体舆论关注焦点的“眼花法官案”因承办法官滥用职权而备受质疑，使法官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由于媒体舆论对客观事实的非全面了解的报道，存在着“先天不足”对裁判产生了消极作用。当带有偏差的民意对司法形成压力时，就很难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如“杭州飙车案”，在当时看来胡斌构成交通事故罪，由于媒体舆论的作用，民意形成了仇富怜贫，法院在胡斌赔偿死者家属113万元后，并没有考虑从轻处罚，而判了三年实刑，严重影响了司法的权威。作为裁判，“司法的权威性鲜明的体现在司法裁判的终局性上，即法院对依法应由其管理的案件享有最终裁判权。然而，媒体寄希望于民意的压力来影响裁判，裁判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裁判不终局，将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 媒体监督不当侵犯当事人正当权利，损害司法公信。 由于新闻媒体如果站在一个盲目的、非理性的角度上对案件进行大肆渲染，极易干扰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致使发生错判、误判当事人的情况，这样的案例不枚胜举。（）司法独立对媒体监督的排斥性 1舆论压力对司法独立的影响 一方面，司法权的独立行使需要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适度隔离各种公共权力、社会势力、舆论情绪。另一方面，案件通过媒体报道为更多人知晓，而能够引起舆论普遍关注的案件常常涉及政治、道德等问题。尤其在政治、道德与法律不协调时，强大的舆论更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