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作为文化的民族问题的虚与实分析.docVIP

特稿 | 赵旭东：作为文化的民族问题的虚与实（上） 原创?2015-10-08?赵旭东?探索与争鸣杂志 以学术为底色?|?以思想为旗帜ID: tansuoyuzhengming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原题为《作为文化的民族问题的虚与实——复杂社会中的知识形态、 范式转换与隐喻追溯》 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把民族问题的思考放置到一种文化与知识生产的脉络中， 可以完成从夷夏之别到中华民族、从民族识别到民族认同、 从民族中心到去民族化， 以及从散居自治到聚散分立这四对民族观念的范式转换。与之相对应的是， 一种知识谱系上的从多元到一体、 从模糊到清晰、 从排斥到接受， 以及从一体到多元的范式转换。 在一个时空转换的复杂社会之中， 我们需要重新面对这些知识形态的转变， 借助各种民族关系融合机制的新隐喻的追溯， 在变动不居的民族知识生产的局面中找寻到一个锚定点。 民族知识的谱系与范式转换 19 世纪的历史乃是一个“ 民族创建的世纪”之后才逐渐成熟起来， 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民族构建。如此去反观我们民族观念的形成可以看出， 中国自 20 世纪初叶寻求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中， 即梁启超所谓“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的帝国观念之后， 似乎都在延续着与 19 世纪欧洲同样的发展道路。 在中华帝国时代， 概念核心也不是民族的观念， 而是一种自己与他者之间互构起来的戒备与防范的观念。 显然， 在晚清以及民国之初， 如果没有对于满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 驱除鞑虏” 的排他性对立的民族观的建构， 也就很难构建出真正一体性的现代民族国家所要求的“ 中华民族” 这一观念本身。 就像没有作为天主教徒的法国人形象的塑造， 就不会有清教徒的英国人的观念塑造一样， 这是比较普遍的观念里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近代世界的一种突出表现。 如果借用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阴阳互动的关系来进行一种类比， 这种民族知识成长的变化是不会溢出阴阳转变的模式之外的。 在动态的意义上， 这种模式反倒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真实意义上的民族互动关系， 使我们不至于陷入到后来那种静态民族结构和关系的描述上去。 对于中国的民族问题， 我曾经主张有必要从一种范式转换的立场上， 去对民族构建的知识谱系加以把握和理解， 以此来洞悉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民族研究的范式危机。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 面对历史上或者时间维度上林林总总的有关民族构建的知识类型和思考模式， 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几种变化， 这些变化基本上是在中国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 由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逐渐形成和演进的， 彼此对立的知识构建类型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因果联系， 相互仅构成一种差异性的对照而已； 但可以通过回溯历史的方式， 特别呈现出诸多差异性民族知识生产形态之间的并置与转换， 并且在这种并置与转换之中体现各自的样貌。 做类型学以及形态变化的归纳， 由这些变化看历史上不同民族知识生产上的类型及其变化， 进而去洞悉民族知识生产自身可能有的规则变化的轨迹， 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民族观念的动态性理解和认识。 在这些类型和变化中， 可以归纳出如下四对民族知识生产的关系和变化： 从夷夏之别到中华民族， 为其一； 从民族识别到民族认同， 为其二； 从以民族为中心到去民族化， 为其三； 从散居自治到聚散分立， 为其四。 总体上而言， 这四对关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而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运动， 在彼此相互作用的过程中， 分化与融合、 亲近与疏远、 理解与误解都是共同存在的， 并且借助相互之间文化观念的接触和摩擦， 不断得到一种与中国文化总体特征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与文化中的知识再生产。 这四个向度构成了一个民族观念生产的轴心， 即垂直意义上的那些两两对应并相互转化的民族观念， 可简称“ 民族观念轴”（ 参见表一）。 与四对民族观念及其范式转换过程相对应的知识谱系， 同样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两相对的四种， 它们在水平轴的向度上依次排开， 即与民族观念轴相对应的从多元到一体的知识谱系， 从清晰到模糊的知识谱系， 从接受到拒斥的知识谱系， 从一体到多元的知识谱系。 四种知识生产的谱系， 又可谓是在一种“ 知识谱系轴” 向度上延展开来的。 同心圆水平轴的左半部分由中心向边缘所体现出来的， 乃是一体到多元的知识谱系上的范式转换； 同心圆水平轴的右半部分由中心到边缘所体现出来的， 乃是一种从多元到一体知识谱系上的范式转换。 所有构成要素都不是固定不变保持静态的， 而是在民族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借助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吸引和排斥不断产生形态上的变化。 中国近代的民族研究中， 不同类型的知识生产都可以在水平与垂直交叉所构成的四个相应的知识谱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由此逐渐形成不同的知识论述与积累的观念和学派（ 参见表二）。 这是经历了两种范式转换而形成的，其中一种就是民族观念的范式转换， 而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