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灾害危机理论程序.pptVIP

应急管理推动了公共管理创新： ——促进了多领域的“三制”建设 ——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步伐 ——促进了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多元治理结构的形成 ——推动了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政府行政能力和公信力的提升 ——促进了经济-社会、城市-乡村、常态管理-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协调发展 ——培育了危机意识和公共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诱发型：政府在突发事件的处理中行政不作为或行政失当，从而诱发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典型的如2003年的“非典”、“重庆开县井喷”、2005年的“九江—瑞昌地震”、2008年的南方雪灾等 ——原发型：政府行政不作为或行政失当导致突发事件，政府成为危机的一部分，或曰政府的作为导致突发事件和危机。典型的如2005年的“安徽池州事件”、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2009年的“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等 ——关联型：政府并无直接导致危机的行为，但政府官员言行失当引发公众的质疑和联想，也可以使政府面临危机。典型的如“官员抽天价烟”、“躲猫猫”、“欺实马”（70码）事件等 ——“诱发型”有所减少[归功于应急管理“一案三制”等的推进] ——“原发型”居高不下[应急只能控制事态，不能解决问题] ——“关联型”快速上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 第一种选择即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这是治理公共危机的策略选择，相对比较容易推行。动态地看，这种意义上的公共危机治理大概可分为两个阶段：抗“非典”前为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理念基础是灾害与救灾减灾，主要关注自然灾害，强调的是灾害的自然属性与救灾减灾的技术层面；抗“非典”至今是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理念基础是危机与危机治理，转而关注社会领域的合法性危机，强调的是危机的社会属性与危机治理的政治层面。其中最为重要的转变就是危机及其治理开始具有明显的符号意义，被上升为国家政治制度，带来了一系列制度变革，包括三项：推行行政问责制；建立应急预案体系；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均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其中，又以行政问责制作用最大。 ——变革力度：行政问责制是制度创新，应急预案属制度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之前已有《防洪法》《防震减灾法》等 ——激励机制：行政问责制是惩罚性机制，应急预案与《突发事件应对法》都属促进性机制 ——实践效果：行政问责制最为明显，突发事件之后必有行政问责，应急预案虽“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但缺乏实用性，《突发事件应对法》更像“愿景法” ——实行时间：行政问责制最早，直接推动抗“非典”取得胜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始于2005年，《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颁布与实施始于2007年 ——社会反响：行政问责制（突发事件后的官员问责及问责官员的“复出”，均引起强烈的社会关注，乃至争议）。因此，行政问责制是透视中国公共危机治理的敏感性指标，比其他指标有更好的代表性。 各地问责制侧重于问事后之责 从问责内容上看，各地的问责制度均强调了三种与突发事件有关的问责情形：（1）在抗御各种自然灾害、处理重特大事故以及在防治疫情中未按有关规定和上级要求及时、有效地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损失的；（2）瞒报、虚报、迟报、谎报重大突发事件信息的；（3）违法决定采取重大行政措施，导致群众大规模集访或重复上访，或引发其他社会不稳定情况的。前两条在近年来的应急管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地都高度重视应急工作，大部分地方政府也能做到突发事件信息公开；但第三条反而加剧了官员掩盖群众上访的冲动，增加了维稳的成本，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积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行政问责制主要侧重于问事后之责，而不是事前之责。 《突发事件应对法》除上述三种情形外，还强调了预防和恢复中的行政问责：（1）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导致发生突发事件，或者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导致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2）未按规定及时发布突发事件警报、采取预警期的措施，导致损害发生的；（3）未及时组织开展生产自救、恢复重建等善后工作的；（4）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应急救援资金、物资的；（5）不及时归还征用的单位和个人的财产，或者对被征用财产的单位和个人不按规定给予补偿的。不仅如此，《突发事件应对法》对行政问责的规定还将行政责任上升到法律责任，将暂行条例上升到国家制度。 要真正缓解政府当前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还必须根治“原发型”危机，这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战略选择，在当前仍面临许多障碍和阻力。事实上，从各地的暂行规定到《突发事件应对法》，虽可视为一种进步，但也使问责制在执行中更显尴尬。一直以来，许多责任的归属难以确定，现实中既有形式上“集体决策”，也有实质上“一把手说了算”。在行政问责的暂行条例中，责任仅限于响应阶段，而响应是行政机关的职责，追究行政机关的责任尚属合理。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责任追究并不限于响应，还包括预防、准备、善后等，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