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说服与精英弃核决策——评《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颜琳).docVIP

规范说服与精英弃核决策 ——评《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 颜 琳 摘 要 冷战结束后，核武器为何没有像现实主义所预测那样快速地扩散。在分析和总结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核不扩散问题研究成果与不足的基础上，鲁布利在《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一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核能力和核意愿的国家会选择核克制，放弃发展核武器？作者的核心假设是：由规范和观念构成的国际社会环境有效地说服了国家精英的弃核决策，并进一步说明了规范影响精英决策的过程、机制与条件。尽管作者的研究具有理论创新与政策意义，但是仍然需要认识到规范说服只是精英弃核决策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充分条件，同时还需要注意规范兴起与传播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 规范说服 精英弃核决策 核不扩散 目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简称《条约》）是世界上最普遍的裁军条约，拥有187个成员国，但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朝鲜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条约》，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仍然游离在外。以《条约》为核心，核不扩散机制不断发展壮大，这既是国际社会认同的结果，也使得核不扩散规范的国际法律效力大大增强。冷战结束后，核不扩散条约及其核不扩散机制遭受了来自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气候变化等因素的挑战。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家还是较好地遵守了《条约》及其规范，有些国家甚至在拥有核武器之后又自动地放弃和销毁已有的核武器及相关技术设备。 然而，绝大数国家遵守《条约》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玛利亚·罗斯特·鲁布利(Maria Rost Rublee)重点研究95%的国家遵守《条约》和弃核决策的原因。鲁布利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有核能力和核意愿的国家会选择核克制，放弃发展核武器？核不扩散规范是否、怎样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核决策？在回顾现有核不扩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她强调了由规范和观念构成的国际社会环境说服国家决策者弃核决策的过程、机制与条件。鲁布利的思考和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由其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新书中：《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何选择核克制？》（以下简称《核不扩散规范》）。 一 核不扩散的理论解释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对既有安全动机又有能力发展核武器，但最终选择加入《条约》的国家的核决策有着不同的理论解释。 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是，国家是单一的行为体，国际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必须自助或暂时的联盟以追求安全、利益与权力。该逻辑也适用于核不扩散问题，即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都应追求发展核武器以寻求自保，最后以核恐怖平衡来维护安全。然而,现实主义的预测与政治现实并不相符。目前，只有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的核大国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和伊朗的核行为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制裁和孤立。为了弥补现实主义预测的失败，现实主义学者提供了四个可能的理论假设：（潜在的）安全威胁的缺乏、安全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困境、可替代的威慑手段。一，（潜在的）安全威胁的缺乏有助于控制核扩散。本杰明·弗兰克尔(Benjamin Frankel)认为美苏两极冷战格局减少了自助、安全困境等不确定性的体系特征，降低了（潜在的）安全威胁，有助于抑制核扩散，但两极格局崩溃后将伴随着新一轮的核扩散。斯科特·萨甘（Scott Sagan）也认为在面临安全威胁时，发展核武器并不是国家唯一的、必要的或最好的战略选择，国家还可以向其敌对国家展示良好意愿以克服核安全困境，或寻求核保护伞。萨甘还提出了防止核扩散的三种模式：国家安全认知模式、国内政治模式和规范模式。安全模式可以解释南非弃核的原因；国内政治中特殊个人与团体（包括核武器研究人员、军队和政客）的影响减弱或权势地位下降，解释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弃核原因；《条约》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增强了核不扩散规范的法律效力及其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乌克兰弃核。保罗（T. V. Paul）认为弃核决策取决于审慎的现实主义（prudential realist）：面临高度不安全地区环境的国家更倾向于发展核武器，反之则可能放弃这一选择。但是弗兰克尔、萨甘和保罗都强调以安全环境来决定核决策，一旦安全环境恶化，核武器仍是一种难以舍弃的选择。二，核大国对盟国和弱国的核安全保证的确有助于无核国家降低对核武器的需求，并出于维持联盟关系和成本的考虑而放弃单独发展核武器，但仍然存在安全保证的可信度与联盟的持久性问题。三，核武器的安全困境，即发展核武器会成为他国打击的目标，损害国家安全，导致国家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现存唯一的例子就是，2003年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入侵伊拉克。但是，关于美国入侵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