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9-30 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及央行的调控能力分析10.doc

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及央行的调控能力分析：1998～2004 黄燕芬/顾严2006年第3期一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基础货币来源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包括7个部分：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其他资产。其负债包括5个部分：储备货币、债券、政府存款、自有资金、其他负债。我们将资产方的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对特定存款机构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3个部分合并，统称为对银行机构债权，则可将央行的资产划分为国外净资产（NFA）、对政府债权（CG）、对银行机构债权（CB）、对非金融机构债权（CO）以及其他资产5个部分。再将负债方调整为流通中的现金（C）、准备金（R）、政府存款（GD）、债券（CBP）、其他权益和负债5个部分，则根据“资产=负债”原理有：NFA+CG+CB+CO=C+R+GD+CBP+COL=B+GD+COL（1）其中B=C+R，为基础货币；COL为其他净负债，即负债方的其他权益和负债减去资产方的其他资产后得到的残值。从（1）式中可以看出：在除基础货币项目外的中央银行负债不变的条件下，任何中央银行资产的增加都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在中央银行资产项目不变的条件下，除基础货币项目外的中央银行负债的减少也将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将（1）式做移项变动得：B=C+R-NFA+CG+CB+CO-GD-CBP-COL（2）各因素的变动对基础货币增量的影响可以表示为：B=△C+△R=△NFA+△CG+△CB+△CO-△GD-△CBP-△COL（3）（2）式的右侧就可以看作是基础货币的来源构成，（3）式的右侧可以看作是影响基础货币变化的主要因素。具体来说，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债权、对银行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变动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同方向变动，政府存款、债券、其他净负债的变动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反方向变动。1998年以来，对银行机构债权（CB）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在1998年后出现了先升后降的变化，先由1998年末的51。13％上升到2000年末的60。62％，然后逐步下降到32％的水平，其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已经退居第2位。国外净资产（NFA）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只有在1998～2000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而在2002年末超过了对银行机构债权的比重，已经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最主要的来源。对政府债权（CG）在2001年以前主要是人民银行对政府的借款、垫款和透支；2001年起，人民银行将其持有的国家债券也纳入对政府债权，于是这项资产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在当年出现了大幅上升，此后一直在5％～6％的水平波动。政府存款（GD）是指各级政府在人民银行账户上的预算收入与支出的余额，体现为央行的负债，起到的作用是收缩基础货币，2001年占基础货币的比重首次突破10％，成为基础货币的重要减项。人民银行债券发行（CBP）是指未到期的中央银行票据，我国中央银行首次尝试发行债券是在1993年（张红地，2002，第285页），2004年底，人民银行债券发行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已经达到18。8％，成为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工具。截至2004年底，我国基础货币总量已达58856。1亿元，对银行机构债权余额达到19289。4亿元，国外净资产达到46397。9亿元，对政府债权达到2969。6亿元，政府存款达到5832。2亿元，人民银行债券发行余额达到11079。0亿元。这些项目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占85％以上，可以解释基础货币的大部分来源构成。二、我国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及其变动分析1998年以来，对银行机构债权、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债权、政府存款、人民银行债券这5个项目构成了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以下我们将通过协整分析来定量考察这5个项目及其变动对基础货币及其变化的影响。首先分别对1998年1季度～2004年4季度、1985年2季度～1997年4季度的基础货币及其主要来源的数据生成过程进行考察。平稳性检验表明，LMB、LCB、LNFA、ICG、IGD、CBP在2个样本期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如表1所示），可以考虑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注：LMB、LCB、LNFA、LCG、LGD分别为基础货币、对银行机构债权、国外净资产、对政府债权、政府存款的对数序列；ILMB、ILCB、ILNFA、ILCG、ILGD分别为他们的一阶差分序列；CBP、ICBP分别为中央银行债券及其一阶差分序列，由于该项目样本容量过小，故没有取对数；检验类型第1列中的“c”代表截距，“0”代表无截距项；第2列“t”为趋势项，“0”代表无趋势项；第3列的数字代表滞后阶数；临界值为5％显著性水平下的MaeKinnon临界值；自相关检验Q统计量选取的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