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治国为何讲究“德主刑辅”.docVIP

古代中国治国为何讲究“德主刑辅” 谈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就不能不提到秦汉之际在治国策略上的儒法之争。 先秦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中，以儒家和法家的治国策略最具有可行性。秦汉时代，这两家的治国策略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儒家以德治为本，法家以刑治为本，从治国的根本而言，两家是站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上的。儒法之争是在治国方略上的“德治”与“刑治”的交锋。 而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又各有长处与局限。 儒家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各种局限性，他们从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上立论，在理论上表现出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道德决定论倾向，这是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难以真正实现的。尽管如此，他们强调对民众实行道德教化和要求从政者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等主张，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民众。 法家的“刑治”主张的局限性在于片面夸大法令控制与刑罚强力的作用，秦朝的覆灭是不言自明的例证。但法家思想中的有价值的合理因素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应抹煞的，它在反对和打击奴隶制的旧制度、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曾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而它所强调的明法审令、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等主张，则是治国经验的总结，凝结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 儒法之争的本质，表面上看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深层次挖掘却是人性之争，即人性是善还是恶。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儒法两家德治与刑治的理论基石都是各自的人性论。儒家认为人性是有善端的，可以通过施政者的教化去其“劣端”，以德服人，从内心深处唤醒人们的“羞恶之心”，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使社会安定。尽管荀子提出“性恶论”，但严格说这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性恶论”，事实上他并未彻底抛弃孟子主张的一些核心观点。正如儒家的德治主张是基于其对人性的估价，法家的刑治思想也建筑在对人性的认识上，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它不仅认为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还认为人心总是利己而害人的，不但君臣之间，甚至父母子女之间都是一种利害关系。所以“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不务德而务法”，民可安，国可强。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刑治”在各自人性论的基石上建构，以人性论来解释和维护其治国方略，这样“德治”与“刑治”就有了各自存在的理论根据。 历史证明，单独的、孤立的德治或刑治都是不可能将国家治理好的。 历史上，将儒法两家所持的不同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本质上体现为儒家主张施行政治教化，而法家推崇严刑峻法的政治方略之争。儒家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认为民众皆有礼义廉耻之心，通过道德和礼教管理民众，民心所向，才是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而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去掉残暴与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而是倾向于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承了此观点，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其“重法”是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减少犯罪、进行教化的一种手段：“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荀子·正论》）荀子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拢。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治民的问题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而法家认为学识才智是贫弱败乱的根源，不希望被治国者有独立的思考，特别欣赏愚民政策，从商鞅所云“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商子·垦令》）到韩非所云“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等言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家对知识传播的恐惧。在建立和整顿社会秩序上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应遵循“尊主卑臣”，“分职不得相逾越”（《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势，用严刑峻法保证治国策略的贯彻以及社会机制的运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的主张确实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当秦面对六国初平，天下扰攘的混乱局势时采取强制手段以建立统一的秩序，应该说是一种必然的历史与政治选择。但秦以法家学说称霸天下，将法家之术推向极端后，却显现出法家“刑治”的缺陷。史称秦法绵密，秦代的法规规定十分细致，试图以精细的条例法规规矩平民百姓的日常行为。但中国时地域广阔风俗差异极大的国家。秦法之绵密在秦还是以关中为核心地域有限的战国七雄之一时，尚可做到运转得宜。但一旦快速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后，这种缺乏弹性的绵密规定就与各地的生产生活实践产生了格格不入的冲突。而一旦冲突产生，法家的“刑治”又以毫无弹性的酷刑峻法刑杀镇压、终致“天下苦秦久矣”。“刑治”作为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的手段，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