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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论语》中的法律观念 ——读刘星《西窗法雨》 前言 在进行法律学习的同时，品读《论语》，在脑海中不由得会产生许许多多关于“道德与法律” 的问题，此类问题一直是法治社会进程中人们长期思索的问题。而在看过《西窗法雨》一书之后，我便对此有了一定的理解与想法，同时也对中国建设法治社会有了新的见解。 刘星先生的《西窗法雨》是其发表在《南方周末》上连载文章的合集，凭借文学魅力讲述法律的思想，两者完美结合。以西方法律故事为主线，亲切的点明了法治的道理。每篇文章虽短小，但却意味深长，巧妙的让我们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进行深思。 我很喜欢此书，不像其他法律读物名字那般的枯燥，首先就是让我陷入了诗意般的境地中，领略法律文化的本质涵义。像程文超先生在序言中道：“一正（刘星先生笔名）开的是‘西窗’，下的是‘法雨’。” 《论语》与《西窗法雨》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领导一个国家，如果仅仅用政令来领导，用刑罚来管理，结果是民众不敢犯法，因为一旦犯法就会受到刑罚处罚。若是如此民众只会想办法逃避刑罚处罚，而没有羞耻之心。假如以道德来领导，以礼来教化。每个人都有道德的涵养，民众能从内心自觉的约束自己，如果做错了，自己就会觉得惭愧，而不是等到法律制裁，才会悔恨。 孔子主张用道德引导民众、用礼来约束民众。但我认为，孔子并不是主张单纯的以德治国而反对依法治国，而是强调以德治国为主，依法治国为辅。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是道家、儒家、法家并用。德治不是人治，我们不能把法治与德治对立起来。而西方人于此也甚是认同，《西窗法雨》中提到，“他们坚持法治不在于法治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仅仅在于觉得法治比人治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自觉自律是不恒常的。”他们认为法治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较好方式，所以他们愿意相信法治对于自身以及国家的重要性、合理性。于是法治的思想更深入他们的内心。 当然，孔子所主张的德治是优于法治的更高境界，如同共产主义是较社会主义的更高境界。法治更多的是治理一种行为，而德治治理的却是人们的思想。行为本身由思想而来，若是能够将人们的思想教化，那么法治也就成为一件简单的事情了。然而，现如今的中国社会甚至是在世界这个大环境中，还没有找到划归人们思想的统一标准，所以先是建立一种行为上的准则来保障社会的秩序，并使其稳定发展，也不失为是一种良策。当法治建设发展到了一种新高度的时候，法治便会自觉的过度到德治，孔子的理想也终将会实现。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在查阅这句话的翻译时，我发现了很多的版本，意思也不大相同，但最多的解释是说，“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孔子是希望社会能够没有诉讼，其实也就是希望人们在诉讼之前事情就能和平解决，甚至是没有案件发生。 《防患于未然》一文中写到了关于中西方防止犯罪事件发生的不同对待态度。中国的法律是不犯事不处置，就是说，法律与行为有关，与思想无关，无论某人如何扬言要怎么怎么样，也只能教育不能处置。所以我们不免会发现，有效的预防好像挺难的。而在西方，他们认为，刑法的目的既是为了惩罚，也是为了教育，同时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全。如果为了教育和社会安全，为什么不能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预防，即使这些措施带有处罚的意思？所以，他们觉得，应该在刑法之中加点“事发前”的惩罚，不能老是“事发后”才惩罚。他们把“事发前”的惩罚叫做“保安处分”，就某人有危险犯罪时，先予以“教育加防范”的惩罚。这样，人们才能更明确的知道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和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的道理，而不是想伤害他人就伤害他人。事实证明，这样做真的有效果。 也许，西方人的措施更切合于孔子的意思，最终的目的在于防止案件的不发生，从而达到所谓的社会平和。在西方人看来，如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他就享有自由的权利。因此，若是一个人感到他的生活即将受到威胁，则他就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在中国，人们缺少的就是这种意识，所以，我们的法律或许就该思考思考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方式了。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孔子说，用以杀止杀的方法，把坏人杀掉，归到正道那里去，怎么样？孔子说，为政之道，并不是靠杀人而能够成功的。老子也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并不是绝对怕死的，为政不用道德来感化，只用杀戮来威胁，是绝对压不住的。所以孔子对季康子说，用杀人来做手段是不对的，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来做领导。你自己用善心来行事，下面的风气自然跟着善化了。我们可以看出2500年以前孔子就是反对死刑的。 对于死刑的看法，不单单是一种刑罚，同时也在于对待生命或者人权的看法。同样，“人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