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是人非的变迁史.docVIP

从刘和珍到林昭：一个旧世界的沉沦思享学人 段祺瑞作为民国要人和北洋元老，几度出将入相，但每一次执政时所处的实力地位和法律地位却相去甚远。北京政变或首都革命后，府院合署组成的“中华民国执政府”无疑是历届段政府中实力地位和法律地位最为脆弱的一届。事实上，这是正规军军人和民国元老段祺瑞第一次以革命政府首脑的尴尬身份进入历史。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只是“首都革命”后的看守政府，推翻曹锟和旧国会的各派系除了“废弃法统、重新创造”以外，对任何问题都不能达成一致。因此，最后一次段祺瑞政府变成一届不知道革命目标的革命政府。他唯一的政治遗产是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十三日的临时执政府令：取消1923年宪法，宣布1912年约法失效，消灭国会机构。仅从字面上看，执政府对宪政的破坏已经超过了袁世凯、张勋或民初任何政治势力。后者不过要求新国会和新宪法，即使复辟也不过是要求以立宪君主制取代立宪共和国。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二十四日，段祺瑞下“取消法统令”；四月十九日，由抵制曹锟政府的旧国会少数派议员“中华民国国会非常会议”抗议取消法统，为执政府警察驱散。从1910年9月资政院召开，到1925年4月旧国会灭亡，宪政、或者不如说行宪的尝试，维持了不到十五年。这十五年无疑是东亚大陆有史以来流血最少、政治、经济和思想最接近自由的时代，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很少受人怀念。行宪失败，意味着武力仲裁将是有效统治的唯一途径。权力由君主的武断之治转为革命的武断之治，意味着对赤裸暴力的更大崇拜，因为前者还需要依赖先于它而存在的历史资源。两种武断之治的现实后果充分证明了这种差别。执政府毁灭民国的法源，也就确保了自身的毁灭，为更知道革命目标的革命政府扫清道路。 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革命政府”的“革命”字样并不是一句空话，虽然段祺瑞这样的旧军人没有、或不愿意理解其全部涵义。苏联赋予“革命”全新的意义，颠覆了十九世纪对“革命”一词的大部分想象。五四新人物标榜“国民革命”和“国民外交”，贬低十九世纪风格的政治革命和绅士外交。新式的革命意味着废除法统和条约义务，重启战争状态。民国初年的法统（lega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概念包括国内的宪政合法性和国际社会承认这两层涵义，前者系于国会、后者系于公使团。任何觊觎主权的实力派都必须以此二者为基础，才能获得正统性。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国民革命和（继承并推翻它的）列宁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摧毁这两层合法性，段政府从正统政府走向革命政府的变迁就是法统垂绝、革命方兴的缩影。三一八事件是这场国本之争中的一次遭遇战，其重要性也在于此。“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意味着以单边主义的革命外交推翻国际俱乐部的协商一致原则，同时取消公使团对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仲裁人”资格。 “打倒帝国主义” 意味着推翻以西欧为中心、由各政治实体（actor）自发演进生成（Spontaneous evolution）的国际俱乐部及其习惯法，取消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限，允许自己不受条约体系的约束，同时（至少在消灭旧世界以前）自居为不受法律和习惯保护的现行犯罪分子。“打倒阶级统治” 意味着推翻各政治实体（actor）通过成文契约和不成文习惯建立的有限政府，实现不存在契约（或习惯）权利主体的全能国家（omnipotent nation-state）。由于权利只能依托（政治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权利主体而存在，废除权利主体使赤裸暴力（专政dictatorship）成为唯一可能的统治。因此，全能国家（omnipotent nation-state）是一种预设的社会性内战状态，它的“法律”不具备法律定义的基本要件，只是一种单方面的政治意图宣示，在赤裸暴力所及之处不受自身约束，在赤裸暴力不及之处不能维持自身。冯玉祥部封锁大沽口水道的军事行动和国共两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指向同一目的。如果执政府与列强发生冲突，苏联打破协约国外交封锁、广州政府削弱北京政府的目的就已经实现。如果执政府拒绝与列强发生冲突，促使中国国民感情敌视西方、倾向革命的宣传效果可以确保。在最坏情况下，学生也会单独承担一切代价，苏联和广州国民政府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我们用廉价的后见之明回顾当时的危险决断，不可能看不出做出这种决断的人是不能指望善终的。然而，盲目与骄妄终究是人的本性。何况，华夏末裔浸淫权谋文化（就是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已深。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人类，完全不相信任何基本法则的存在。用希伯莱文化的术语说，华夏的苗裔没有敬畏之心。养育他们的文化更愿意相信：一切失败都是权谋不够高明的结果，可以通过更加高明的权谋逆转。他们愿意遵奉国际秩序，只是因为庚子的惨败仍然记忆犹新，但他们愿意服从的对象，不是西方的基本法则或所谓公理，而是西方的强大势力。一旦西方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