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研究报告.pptVIP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并参照苏俄“以党治国”模式，强调政治上一切举措都应以党纲为依据，教育也不例外。1926年国民政府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提出了“党化教育”的口号。 所谓“党化教育”，是指在国民党的领导下谋求教育的“革命化”、“民众化”、“科学化”、“社会化”，即按照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重新改组学校课程，造就各种专门人才，使学生走出学校后都能为党工作。 “党化教育”的实质在于强化国民党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后因进步人士的抨击和国民党内部存在分歧，“党化教育”被“三民主义教育”所取代。 1929年4月国民政府颁行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宗旨是“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公布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方针》，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如何落实“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作出了具体规定。“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使国家教育变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民国时期教育的稳定发展有指导作用，但其实质仍然是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专制主义统治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一方面采取战时教育应急措施，另一方面维持正常的教育和管理秩序。1938年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了战时教育的9大方针和17项要求。如三育并重、文武合一、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精粹，以立民族自信；加速自然科学研究，以应国防与生产急需；社会科学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求适合国情；各级学校目标明确，谋求各地均衡发展；普及义务教育依原计划按期实现，有计划地实施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以上教育方针成为战时教育的指导性原则。 遵循战时教育方针，国民政府为保存教育实力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 （1）高校迁移，将一批重点大学迁往西南和西北，调整重组。如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等。至1938年共迁址调整大学55所。 （2）学校国立，保障部分学校正常办学。在大后方设国立中学，并将部分私立大学改为国立，提供经费保障。 （3）建立战地失学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安置培训流亡失学青年。 （4）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及其措施，使教育事业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仍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认为教育起源于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如获取生活资料的实用教育和安慰精神的宗教教育； （2）私有制的产生导致教育“变质”。教育在原始社会是“全人类的”，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出现了教育的变质，即阶级对立的教育：表现为体脑分离、教育与劳动分离、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3）未来社会的教育，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阶级的消亡，将在更高形态上恢复其本来意义，如教育与劳动的结合、教育的普及和平等。 所谓“全人生指导”，是指对青年进行全面关心、教育和引导，即不仅关心他们的文化知识，同时对他们在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行正确的指导，使之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以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完成的人”，以适应社会改革的需要。 总之，与其他教育家相比，杨贤江在教育理论方面的主要建树是：一是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建设，创造性地阐述了教育本质问题，出版了《教育史ABC》和《新教育大纲》；二是致力于中国青年的教育，提出了“全人生指导”的青年教育思想，对青年的健康成长影响很大。 他认为中国农村问题可以用“愚、穷、弱、私”四个字概括，要根本解决这四大问题，必须推行“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 作为一个教育救国论者，晏阳初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主张虽然存在严重缺陷，其理论不能解决旧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其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理论仍有可取之处：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实验对于实验区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农业人才的培养、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农村合作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等有积极作用；他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理论，打破了狭隘的教育观念，把乡村教育视为与乡村经济、文化、卫生、道德等共同进行，学校、家庭和社会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种创新。 梁漱溟在邹平实验区设立乡农学校，其组织原则是：“政教养卫合一”、“以教统政”，乡村建设的政治、经济措施都通过乡农学校；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融合；乡农学校的教育内容注重服务于乡村建设、密切结合农村生产生活需要。梁漱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