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成长历程.docVIP

西方自然权利观念 自然权利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成长历程，可谓源远流长。虽然像“权利”这些核心概念和术语的使用时相当晚的事。但为近代政治哲学家们倡杨的自然权利学说，其中一些观点其实早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就已经开始孕育了。古希腊思想家们对“正义”问题探讨的热忱和思考的程度一直为后人所敬佩，“正义”在他们那里无疑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围绕着“什么是正义”的激烈而长久的论辩中，“正义”概念被注入了服从法律，尤其在利益彼此冲突的情况下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份额的重要含义，这对后来的“正义”概念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而智者普罗塔哥拉明确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论断，则极大的凸显了人在公共空间中的尊贵地位。为古罗马法学家们津津乐道，并在制度设计和司法实践中努力追求“公正”，其含义和作用经中世纪的扩大和修改而成了近代“权利”概念的直接来源；特别是法学家们将罗马法作“公法”和“私法”之区分，其私法“对契约和财产交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私利的性质、范围和实现作了精辟的界定、说明和阐释”。这种精神和相关制度设计对西方近代个人权利观念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而深刻。思想观念的历史就像河流一样总有其源头，而涓涓细流最终汇成滔滔江河有需要一个长的时段的。西方自然权利之观念和价值真正成熟起来，在理论学说上完成其经典性表述，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这位政治法律实践中产生重大影响，则已是17、18世纪的事了。 西方自然权利观念和学说之所以在17、18世纪走入经典时期，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近代名族国家以逐步形成，名族国家力量不断得以壮大，国家政治所行使的职权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和深入。而传统的国家学说，诸如柏拉图的国家社会分工论、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自然发生论、影响广泛且长久的神权政治论等等，却不能适应新的历史需要，越来越失落了理论应有的实践性力量。基于这样的背景，西方社会强烈呼唤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以阐释新型国家的产生，尤其是新型的民族国家权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论证。众所周知，在西方近代思想界，这个任务主要是有古典法学派来完成的。 以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思想家为杰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其论断的主题大致有两个：一是自然权利说；二是社会契约论。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论二者无疑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如果说，社会契约论论证了近代国家的产生及其权利的运行的正当性。那么，自然权利说则恰好是社会契约论得以完成其使命的逻辑前提和价值基础。霍布斯表述十分简洁：“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方便自己权利的实现，才彼此订立契约而组成国家的。这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然权利观念和学说在内容的基本构成上包括了自然学说和社会契约论两个主要的方面。 根据自然权利学说，任何一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都拥有诸如生命权、自由权、人身安全和追求幸福等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由人之为人这一事实所引起，而非由国家政治或任何别的社会组织所赋予。换言之，这些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在任何社会组织形成之前的自然状态中就已然存在着的，只要经由人的理性探索即可发现的。不仅如此，“权利”还是具有规范性力量的概念，其本身预设了一项有关行为的规范或规则，在这规范或规则，在承认其权利主体有资格和能力“作为”或“不作为”的同时，也就要求其他人不得干预、阻碍该权利主体能力之实现。也就是说，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然权利”本身就具有要求他人、社会和国家予以尊重的内在理据 就“自然权利”的具体内涵的揭示和阐发而言，西方近代自然法学家们尽管有着诸多差异，但他们都以自然状态的假说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比如，被称为现代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之父的洛克，就提出与前辈霍布斯一样的主张，认为人们进入社会生活之前，曾经历过一个人人平等和自由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们享有完全平等的自然权利，没有谁是特殊的、因而可以享有比他人更多的权利，“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应遵守的自然法对他起着支配作用；而理理性，也即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洛克的这种论说绝非是对于人类经验事实的追忆和描述，他不过是对一个假设的人类原初状态进行抽象的理论性建构，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出和论证自己关于近代世俗名族国家理论和学说。他说描述下的自然状态下人人自由和平等，尤其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无一例外的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的自然权利，为以后人们建立国家预设一个基本目标，那是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已经享有的这些基本权利，国家不能不仅加以限制和剥夺，而且必须尊重这些权利，为这些权利的实现提供便利和保障，这也正是人们之所以走出自然状态而进入国家生活的价值依据。 自然权利学说可以说是世俗文化的典型代表，世俗文化意味着人对自身理性之圆满自足性的确信，构建人类生活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