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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 清代文学绪论(1644—1839) 康熙朝服像 到19世纪中叶的道光年间,中国受到了外国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架子虽然没有倒塌,社会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文学,上承明中叶以后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属于中国文学近古期的第一段。然而,清代文学又呈现出一种集中国古代文学之大成的景观,各种文体都再度辉煌,蔚为大观,取得不容忽视的成就。 第一节 文化专制下的学术和文学 文化专制:独尊程朱理学 编书与禁书 日益严苛的文字狱 汉学的兴盛 桐城古文正宗的确立 文学的滞化现象 文化专制:独尊程朱理学 清王朝统治者由于很早便利用了明王朝的降臣降将,朝廷的设立悉依明制,也懂得要利用汉族的儒家思想控制社会思想文化,定都伊始便摆出了尊孔崇儒的面孔,“修明北监为太学”,规定学习《四书》、《五经》、《性理》诸书,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取《四书》、《五经》命题(《清史稿》卷八十一“选举一”)。 康熙皇帝特别崇尚朱熹,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 他还任用了一批信奉宋代程朱理学的官员,如魏介裔、熊赐履、汤斌等所谓“理学名臣”,编纂理学图书,升朱熹为孔庙大成殿配享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宋代理学遂成为清代的官方哲学。 编书与禁书 清王朝控制社会文化思想的方式之一是编书。康熙在三藩之乱即将平定之时,便着手实行“偃武修文”的措施,诏开博学鸿词科,意欲将全国的学者名流吸收到朝廷之中,虽有一些人拒征,还是录取了数十人,开始编修《明史》,并先后编出了《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等。 乾隆年间编成的《四库全书》收经史子集典籍三千四百馀种,近十万卷,为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之一大总汇。 主持编纂的纪昀等人作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已收入的三千四百馀种和未收入而存目的六千七百馀种书籍,作了简要的介绍评论。 日益严苛的文字狱 清初的军事征服阶段,清王朝尚无暇顾及文化学术。康熙一朝文字狱尚少,著名的庄廷钅龙《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对抗拒思想的镇压,因为其中记载、议论明末史事,表现出眷恋明王朝的思想情绪。 雍正朝文字狱渐多,著名的曾静、张熙案追究至已逝世的吕留良的著作,还是在于消除人们的反清意识。乾隆朝文字狱最为频繁。朝廷苛责地方官吏,官吏深恐一并参处,举报之风大增,于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故入人罪的情况,便屡屡发生,几乎每年都有以文字致罪的。 吟诗作文,乃至属联拟题,都有可能被随意引申曲解,遭致杀身灭族之祸,文人普遍怀有忧谗畏讥、惴惴不安的心情。 当时就有人描述说:“今之文人,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李祖陶《与杨蓉诸明府书》) 这也就影响当时的学术风气,造成如后来龚自珍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的情况。 汉学的兴盛 乾嘉汉学从学术源流上讲,可以说导源于清初的顾炎武,从其学术精神上讲,则是清王朝文化专制的结果。在文字狱的恫慑下,人们承袭了清初学者的治学方法,却丢掉了经世致用的精神,多是不关心当世之务,只埋头于古文献里进行文字训估、名物的考证、古籍的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 乾隆时期有多位汉学家被召入四库馆,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乾嘉汉学家在文字、音韵、训诂、金石、地理等学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总的看来,却只能说是做了丰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脱离现实的倾向导致缺乏思想理论的建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遗憾。 桐城古文正宗的确立 清王朝的文化政策及乾嘉学风也多方面地影响到文学。桐城派古文及其正宗地位的确立,与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和汉学的兴盛都有关系。古文原本包括应用散文和文学散文,明末清初的小品文和大量迹近小说的传纪文,显示着古文中文学散文的发展。 桐城派理论奠基人方苞提出“古文义法”说,即所谓“言有物”、“言有序”,讲求的是文章之“雅洁”。他信奉程朱理学,曾奉敕选录明清诸大家时文,编成《钦定四书文》,为时文程式,被称为“以古文为时文,允称极则”。 方苞的以“雅洁”为标准的“义法”说,也就是以雅正的文辞,简明有序地记事、议论。就他对历代文章的评论,特别是对清初吴越遗民“尤放恣”、或杂小说家言、“无一雅洁”的指责看,有排挤文学性散文的倾向,形成对明清之际的古文风格的反拨。当时便有人说他“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 文学的滞化现象 汉学之学术思想还渗透进诗歌和小说领域。在诗歌方面明显的表现是翁方纲对王士礻真神韵说和沈德潜格调说的修正、别解,提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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