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文化-还地理学一份人情.docVIP

还地理学一份人情 文/唐晓峰 人有丰富的情感，而人的感情除了施之于人而外，用在地上的恐怕算第二多。现在“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的一个大题目，人与地之间的功利关系（这是一个老关系，即地利）、运筹关系（经济地理最擅长）、生态关系（（新兴的环境课题）是着重研究的问题。这三类关系均立足于理性，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点。但是，人与地的关系之间，还有许多依人的意志、依人的情感为转移的事情，这些是我们生存世界的一批重要内容，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便与动物无异。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西方许多地理学家认真对待了人的意志、情感的问题，形成一股学术潮流，汇合时代意识，开出新风。其中一位领军人物居然是个瘦小的华人，他便是段义孚。 在西方，华裔社会人文学者不想理工科学者那样容易进入学术理论的主流，原因很多。华裔社会人文学者多以研究中国见长，其学术声誉多来自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美国有人说，在社会人文学界里，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问题，妇女研究妇女问题，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只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不舒服，但近于事实。不过，在段义孚这里却有所不同。段义孚虽是出生在天津的中国人，但他研究的问题是贯通整个学科的基本理论，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无论是谁，不拜读段义孚的书，就不能完全融入20世纪后20年的学术话语。 段义孚注重人性、人情，称自己研究的是“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以人为本，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人文，他总有一股强烈的情绪感受。他称自己不喜欢蔽天无序的热带雨林，而喜欢坦荡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观日月，辨方向，舒服痛快。关于城市，他感到纽约整齐的棋盘街格局对陌生人来说是友好的，一会儿便走熟了。而欧洲那种老城街道有欺负陌生人的味道，要“转向”很长时间。在将人扮作科学理性逻辑样板的风潮中（60年代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计量革命），段义孚却将人的种种主观性情与地理景观的丰富关系摆到人们面前，并进行了极具智慧的阐发，从而蜚声于世界人文地理论坛。 人对地的情感关系当然不只是贯沙漠、雨林那样简单，那样单纯得只有个人意义。最早，人对地的情感关系曾酝酿出重要的文明成果。人类可以理性地耕种土地，规划城池，但面对高山、大海、沙漠这些无法认识来头、无法将其撼动、无法假其操作的东西时，人类最初只能以情感对之。比如，山脉的危乎高哉让人首先产生敬畏，在此情感基础上渐渐产生一系列敬山的思想和行为，敬山是人类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加上通天的猜想，则更为之震慑，而战栗景仰。望洋兴叹似乎是人们面对大海时的唯一反应，我们找不到古人关于它们的具有理性实践意义的地理描述，而正是那些感性的描述与猜想，构成着人类关于这一部分地理的早期“知识”。 在人文地理方面，优越感（ethnocentrism）是每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民族在想象其它民族时总要出现的一种初始情感，即使小如“夜郎”的国家，也有“自大”的原生优越情感。这种原生的优越感是早期宏观人文地理观念建立的基础，许许多多民族（不光是中国人）都曾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优越感只有被现实反复“挫伤”之后才会改变、消失，才会为宏观人文地理观念的修正真正敞开大门。 段义孚指出，爱与怕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内容，而被文化转化为种种形式。就“爱好”与“惧怕”这两个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中的表现，他各写了一本书，《恋地情节》和《恐惧景观》。其中《恋地情节》是他的成名作，至今仍是美国各大学景观专业的必读书。 段义孚所关注的人类的“爱好”与“惧怕”，是指在街道上、校园里，在日常炊洗琐事中，在男女老少的闲逛中所包含的与地方场所相对应的爱与怕，他成功地将“这些寻常事物后面的暗中关系、隐藏含义，以新鲜有力的语言揭示出来”。 恋地的本质是恋自我。当地方场所被赋予人的情感、价值后，人便与地“合一”。“合一”不是合在自然属性，而是合在人性。祖先下葬是一种最明显的人地合一，这个地方因此有了“根”的性质，子孙可以在这里深情地下跪。墓地的情感状况是复杂的，对一些人来说是亲切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恐惧的，但无论是谁，进入墓地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没有立足之地。 同样，理性在迪斯尼等大大小小的“乐园”中也没有立足之地。段义孚说，人有一种很不实际的毛病，喜欢打造“白日梦境”，各种美妙的乐园、乌托邦便在人文地理（人间世界）中出现。在这些“地方”人们纵情欢乐，忘记自己的年龄职务，忘记家里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在这样鼓动情感、丢弃理性的气氛中，真实世界被粉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