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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 李辉 根据彼得斯的观点,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属于旧制度主义时期,在行为主义占据30年光景之后,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才开始兴起。（The Theoretical Core of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一、新旧制度主义 （一）从旧制度主义到行为主义 新制度主义把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称为旧制度主义,以显示它们之间的区别。 传统政治学方法是指20世纪中叶行为主义兴起以前流行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这种以制度研究为主旨的研究方法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延续到二战时期。 旧制度主义主要采用比较分析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描述归纳法，重点研究成文法律，尤其是宪法，官僚机构等正式的政治制度。 核心思想有两点： 第一点，它将国家看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个体，通过对其在组织社会、生活活动方面的研究，来强调其作用。 第二点，将国家的政治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对法律、制度和国家构成的研究，来论证政治制度对社会群体及个人的重大影响及支配作用。 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最让行为主义不满的是它的制度主义与价值主义。 第一，它太注重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了 旧所关心的是“创立和论证现代国家,致力于改善和巩固国家,寻求摧毁和超越国家。 行为主义的研究转向了个体的行为。 行为主义的核心就是“根据被观察到的和能观察到的人类行为来说明所有的政治现象。 行为主义开始关注那些非正式政治行为的研究,涉足对选举行为、压力集团活动、政治派别的活动、精英的个人作用、政治文化和信仰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研究。 原因： 1.行为主义认为制度研究无助于实现政治的最根本的目的。 2.制度研究无助于解释现实。 3.相同制度产生不同的结果。 第二，价值取向与非科学性vs政治科学 由于价值问题是无法通过观察来验证的,任何数量的经验证据都不能证明或推翻一个价值判断,因而它们不能成为建立在观察和经验证据基础之上的科学的研究对象。政治学应当以实实在在的政治事实为研究对象。  （一）从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 第一，对行为主义的批评 马奇与奥尔森 《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 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 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制度被忽略了,而实际上,组织和法律制度则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者。新制度主强烈地反对把行为确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要素;他们不相信行为能够为解释所有政治现象提供足够的基础。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 normatiive institutionalism：强调价值和规范在组织和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体提供了一个深远的政治背景，它把制度界定为规则和动机的结合体，构成个体行动的“政治空间”，个体行动与制度约束由此获得了明晰的分析联系。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关键术语是“路径依赖”，指制度创设和政策最初发起时所选择的政策，将持续和决定性的影响未来的政策，然而不断增加的压力会造成均衡的断裂，从而引发制度变迁。 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关注政治结构与政策绩效之间的关系，力图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提供一种经验基础。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强调意义的构建和相关价值的可以构成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有效平衡，它强调制度对社会与经济环境的依赖，并且能够层层叠叠的积聚组织发展的符号、价值维度和话语。 institutions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关注的是诸如政党体系或利益集团网络等中观层次的政治结构和制度，它们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发挥着利益协调的功能。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把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视为制度，用制度和结构的框架来解释国际政治领域的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行动。 所有的新制度主义分析都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是怎样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一方面是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化利益，达到自己预期结果而设计和创造制度，另一方面是制度又对人们的行为选择起到引导和制约作用，规范着人们的策略选择。 理性选择主义认为制度对个体的行为并不具有教化与塑造个体的偏好作用。相反,如果制度不能很好地满足个体的正常的既定偏好,那么就会导致制度的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行为者由于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受到自身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制度背景的限制，行为者不一定能够完全知道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