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新论—--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需关心公意.docVIP

卢梭新论——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需关心公意 崔之元 “冷战”的恶果之一，是造成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僵化，从而人类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枯竭。“东方”意识形态的僵化已爲人所熟知，但“西方”意识形态的僵化尚未被揭破。本文认爲，卢梭之被曲解爲“极权主义”的先驱，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僵化的一个例证。本文的目的，是消解“极权主义者卢梭”的神话，恢复卢梭作爲现代民主理论－－人民主权论一——的创始人的本来面目。 　　 　　 ◎拨乱反正：“公意”与自由 　　 　　 一九五二年，以色列哲学家雅各布·塔尔蒙（Jacob Talmon）发表了《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他认为，民主可分为“自由主义民主”和“极权主义民主”两类。“极权主义民主”的定义是“将完全是社会的存在方式强加在个人上……是基于群众热情的专制”。塔尔蒙若用“极权主义民主”来刻画希特勒主义，自然不无道理。但是，当他说“卢梭的公意概念是极权主义民主的原动力（motive force）”时，他却大错特错了。他的同事、著名宗教哲学家马丁·巴伯（Martin Buber）当时即不同意他对卢梭的解释。著名卢梭研究专家、卢梭通信全集的编辑者、康桥大学教授里奇（Ra1ph Leigh）表示怀疑塔尔蒙是否认真读过卢梭的著作。里奇指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公意”概念，但在写作该书的同时，卢梭还在写作《爱弥尔》。如果一方面认为《爱弥尔》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教育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又认为卢梭的“公意”是极权主义式的，那真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奇案了。所幸，比塔尔蒙更认真阅读卢梭的还是大有人在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六章中明确将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表述如下： 　　 　　 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体共同的力量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幷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结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幷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卢梭接着论述道，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在于“公意”（general will）：“我们每个人部以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幷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爲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麽，“公意”是什麽呢？它无非是每个人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卢梭认爲，共同体的每个成员既有特殊利益，又有共同利益。例如，每个成员的在人身安全方面的特殊利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1）保证自身人身安全，（2）不负担他人安全保障的成本；而每个成员的“共同利益”则是人人都得到安全保障。因此，、‘公意”是由每个人特殊利益（“个别意志”）中共用的部分构成的。这就是卢梭如下一段划分“公意”（general will）和“衆意’，（will of all）的话的根据：衆意和公意之间常有重大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衆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衆意无非是个别意志的总和。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问正负相抵的部分，剩下的总和仍然是公意。这段话中所谓“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的部分”，可以理解爲每个成员特殊利益中“不负担他人安全保障的成本”那部分。实际上从现代博奔论中的“囚犯悖论”（prisoner’sdilemma）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衆意”和“公意”的区别的意义。因爲，“囚犯悖论”的实质，是点明一群有共同利益的人，如果仅受每个人特殊利益的引导，可能最后事与愿违，使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都得不到实现。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爲什麽“公意”是对卢梭的社会契约的“根本问题”的“解”了。因爲“公意”是每个成员共享的利益，“置于公意的指导下”就等于“只不过在服从自己本人，幷且仍像以往一样地自由。”这的确是对人类“既要合作、又不要失去自由”这一根本问题的有见识的解答。 　　 　　 可是，卢梭爲什麽又说道，对“不服从公意的人”，要“迫使他自由”，托曼就抓住这句话认定卢梭是极权主义者。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迫使他自由”的法语（“forcerdetrelibre）原文具有“使之能够”的意义。更贴切的翻译应是“使之能够自由”而非“迫使他自由”。这里，卢梭无非是强调民主政治对成员的教育功能而已。 　　 　　 那麽，又怎样解释卢梭关于社会契约要求“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共同体”呢？对此，我们需要注意卢梭对于“主权者”和“政府”的区分。卢梭认爲，“主权者”只不过是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公意”。他所谓每个成员权利“全部转让”的物件，是。“主权者”，而不是“政府”：前者是立法来源，后者是行政机构。所谓每个成员将自身权利“全部转让”给“主权者”，无非是表明“社会契约在公民之后，确立了这样一利：平等，以致他们全部遵守同样的条件幷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决不意味着成员将个人自由转让给政府。 　　 　　 事实上，如果托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