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应用研究.docVIP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作者：崔建树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内容提要　历史学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研究者理解现时代的国际问题;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历史学还具有借鉴功能并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和国际关系的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基础。关键词　历史学　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赫德利·布尔在一篇引起广泛影响的论文中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经典的方法”( classical app roach) ,二是“科学的方法”( scientific app roach) 。[1]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方法是“经典方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代表人物是黑伦(A. H. L. Heeren)和兰克(Leopold von Ranke) 。[2]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的经典方法论者和科学方法论者就展开了激烈论战。[3]前者以赫德利·布尔为代表,批评后者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视而不见;后者以戴维·辛格为代表,攻击前者不精确,只满足于一个模糊的结论。在双方的论战中,“科学方法”在上世纪60—70年代逐渐在西方学术界占了上风,只有“英国学派”还在固守“经典方法”的阵地。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典方法”在科学方法的大本营美国慢慢复兴。1991年,冷战突然以和平方式结束,更是让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强烈兴趣。因为一方面,冷战的突然结束是对强调预测功能的科学方法的一记重击; [4]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而非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预测到了冷战可能以和平方式结束。[5] 在这一背景之下,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进行反思,他们比以前更愿意从经典方法,特别是从作为经典方法的历史研究中寻求灵感。由此,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方法逐渐从边缘向中心回归。[6]那么,国际关系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向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回归,是因为它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呢,还是仅仅因为“科学方法”未能预测冷战的结束呢? 如果是前者,那么历史学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到底具有何种重要意义呢? 我以为,历史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有利于研究者理解当前国际现象,可以为研究者树立参照系,还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灵感和丰富素材。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即容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也需要借助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方法来克服。一、历史学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国际现象弗朗索瓦·德·卡里埃( Francois de Calliéres)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数十年的外交经验辑录成书,传诸后世。这本书就是赫赫有名的《论同君主谈判的方式》。该书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之作,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Ernest Satow)称之为“政治智慧的宝藏”, [7]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Harold Nicolson)也认为它“迄今依然是论述外交方法的最佳手稿”。[8]在该书中,卡里埃认为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可谓凤毛麟角,因为这一职业“需要过人的洞察力、无比的灵活性和敏捷的反应能力;需要敏锐的理解力和广博的知识,尤其需要准确无误和洞悉一切的洞察力( discernment) ”。[9] 为了获取上述素质,卡里埃强烈建议那些从事外交事业的人认真学习和研究外交史。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专家、曾任英国驻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赖斯在1922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一书中也认为,“当事实保持不变时,历史是理解事实的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向导”。[10]那么为什么历史学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现象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的性质。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民族国家也是由单个的自然人组成的。正如狄尔泰所言,个人是社会之最终的、最有意义的单位,个人的行动构成历史。“无论社会科学家要作出什么样的概括,无论历史学家要发现什么样的趋势,对于人文科学来说,个人始终具有内在的和永恒的重要性。”[11]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国际现象的前提是自我认识。所谓的自我认识,并不只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也不只是认识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还要认识“人”之作为人的本性。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话说,“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