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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农问题的认识 1 国外已经普遍认为中国是21世纪最大的“世界工厂”。根据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实际地位，我们客观上只能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这种优势实际上产生于农村高达3个亿以上的过剩劳动力(全国劳动年龄人口7.钊乙，其中农村5亿，农业实际需要1，到乙，乡镇企业实际解决5000万非农就业)，使我们可以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长期维持劳动力 的最低价格。 如果只从国家的立场出发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我们这个“优势”是其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因此，我们一方面希望推行开通城乡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假如政府真要彻底打破城乡格局，使得流动打工的农村人口获得所谓“国民待遇”，并且按照现代劳动用工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则有可能造成劳动力成木上升。这也许意味着中国将失去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当然也不利于参与现在这种国际竞争。 再者，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是历史遗留的包袱，即使真正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城市化，到2020一2030年能够达到50%一60%的城市化率，也仍然会有约7-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由丁农村人口的绝对量根本不可能随城市化而大幅度下降，所以从长期看，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不会改变，其所派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也难以根本解决;可见，我们现在这种小规模、高分散的农户从事兼业化生产的小农经济，仍然将是中国农村的主要经济类型。 因此，中国工业化快于城市化是历史的必然，既是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也是长期趋势。因此，农村维持小农村社经济的制度现象，也将是长期的或者说是不可逆的。同理，当前已经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其实不可能有条件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 2．三农问题的政治性 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趋于复杂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产值已经下降为占GDP的巧%，而农业人口仍占60%以上。其实，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约巧%农业产值上的收益作为税费基础，为占60%以上人口的农村提供社会保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开支；更不可能以此维持基层政府上千万财政供养人口的庞大开支。? ?? 同理，面对8亿农民，任何形态的现代治理都不可能满足农村的社会需求。一般学者提出的城市工业反哺农村，或者政府补贴农业，对于中国2.3亿农户而言当然也不现实。 因此，在这样的制约条件下，农民负担加重及其引发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政府在如此低的农业产值上，照搬现代城市管理制度、通过规范税费进行收益分配的客观结果。 正因为5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和农村的被剥夺本来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正面看待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也木可能彻底打破，所以，农民群体客观上难以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其“边缘化”将是工业化的另外一种结果。如果我们在农村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那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应该是合乎主流理论所认同的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客观现象。 正是基于以上这种不得已的认识，我们才需要强调:三农问题其实不可能根本解决，而只能相对缓解。如何缓解三农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政治矛盾，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所有执政党都是重大挑战。不仅当前，而且在今后的中长期发展进程中，都需要对此慎重处理。 宏观经济政策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1．财税体制改革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在80年代初期实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灶吃沉’以后，1984一1986年建立和完善县乡两级财政的制度安排，曾经一度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农村经济的欲望。由于当时金融体制的“软约束”问题，使得80午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地方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与企业高负债、地方基建失控及银行不良资产大幅增长相伴生。 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中央同时加强了土地管理;并且在1997年推进金 融改革以后，关闭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加上同时推行的关闭“十五小”的行政措施，等等，都取得了很好宏观效果，但也同时使得地方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期积 累的高负债问题全面爆发。 由此，客观上导致两个无法预计的后果：一是乡村债务达到3800亿（也有研究认为达到6一8千亿），近一半的县级财政发不起工资。二是县域经济凋敝、农村经济滑坡、乡镇企业倒闭停产，且不说农村的非农就业因此大幅度下降，尤其重要的主要矛盾，是数以千万计的地方基层干部的子女就业问题突出，于是政府和相关事业单位就成了最好的就业领域；这又导致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机构膨胀，财政供养人口难以抑制地大幅度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乡村债务增加还是政府冗员膨胀，都会转化为对农民的索取。 2．金融体制改革对农村的影响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进行银行系统的商业化改革是正确的。但对农村经济而言，可能产生负面作用。根据我们近年来的调查，如卞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