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學院與紫藤廬講座.docVIP

法蘭西學院與紫藤廬講座 引自《就在木棉花開時—公館/溫羅汀的那個年代》，歷史智庫出版，2006 石計生 美學策進會的「紫藤廬講座」是現今我們在溫羅汀的回饋社會方式，已經從「公館/溫羅汀」空間的文化教養長成，現在以開放給台北市民免費聽講的「無償勞動」的公開演講每月至少一次，從學習者到啟蒙者，加入具體化的溫羅汀文化的一部份。 話說一九六九年，法國當代後現代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才四十三歲就獲選為法蘭西學院教授。法蘭西學院幾乎可說是法國最高學術機構，它的制度非常特別經由投票從研究者中選出最為優秀者，卻不問教授的學歷為何，既沒有學生也不具任何資格。每年，教授們必須舉行的公開講座對象是開放給一般的市民，完全免費內容呢？是教授們的最新所想的，所實驗的，所研究的最新努力成果時間呢？通常是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5月，每次兩個小時，一年十二次。從一九七０年至一九八四年，傅柯十五年來的系列主題，是他生命裡一些偉大著作的內容構成部分，如：認知的意志(1970-1971)、不正常的人(1974-1975)、必須保衛社會(1975-1976)、生命政治的誕生(1978-1979)、主體性與真理(1980-1981)、主體詮釋學(1981-1982)、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1982-1983)和對自己與他人的治理：說真話的勇氣(1983-1984)等，而傅柯每週三的課總是聽講者眾，常常擠爆了那民主而深邃的講堂空間。 法蘭西學院的開放演講制度讓學術與平民的距離化解了。 而台灣有沒有這樣的制度呢？我那時在士林寫作三民書局版的四十五萬字力作 《社會學理論--從古典到當代之後》時，每天埋首書堆與撰稿，同時也想著我們自己的社會學教育的問題，直到已經完成的今日。 答案是沒有與有(no and yes)。學術界肯定是「沒有」，像檯面上的最高學術單位中央研究院離群索居久矣！甚至目前感覺它太接近政治權力核心而遠離平民，而執學術牛耳的台大也忙於開MBA自行籌措學校財源，多數時間看來更接近資產階級而非平民老百姓，學院結構似乎侷限了和民眾的親和，那麼「台灣的法蘭西學院精神」何在？ 「有」的答案可能在民間。在台北「公館/溫羅汀」上，離台大不遠位於新生南路上的一個民間經營的茶館：紫藤廬。這始建於一九二０年代的古雅木造日式住宅建築，本來是日本中級官員宿舍；戰後日人搬走，由財政部接收，再由居住者後代開設茶藝館。這裡，傳遞一種精神性，屬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改革者言論自由與實踐策劃的空間，本來因為產權關係面臨拆除，終於被有識之士奔走下，成為市定古蹟而被保留，條件之一就是要將茶館部分空間開放給市民免費使用，作為思想講座之用，這就使得紫藤廬成為整個台北城最具深度而民主的思想空間。 我的眼裡紫藤廬是莊子所謂的「無何有之鄉」，來此聽講是完全沒有負擔地喝茶聆聽，不爽就可以隨時離開；講者也是隨性之至，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沒有任何限制與規範，甚至超越所謂的「自由主義」或「激進」的論述，可以不為什麼講些什麼東西，考驗的是講者的演講魅力與才氣。 (紫藤廬二樓演講空間，2005) 紫藤廬裡有許多的免費講座，以「美學策進會」名義，從2000年開始我在這裡至少和高榮禧教授也開講了數十場以上。其實「美學策進會」，這個連在內政部都沒登記的地下組織，已經在台北街頭「逐水草而居」活動了十八年，簽名但形同廢紙的「會員」不下數千人。1988年開始，最早在公館地下道隨機演講，然後是木柵優劇場，新生南路台灣研究基金會，和平東路台北尊嚴，濟南路黃煌雄立委的基金會，然後再到紫藤廬。我們的演講內容環繞在馬克思主義、電影評論、當代美術思潮、現代詩學、攝影美學、後現代思想、道家身體美學和台灣文學評介等包羅萬象的主題。 來聽的人很像候鳥，有一種習慣性的來去自如，完全無拘無束年齡沒有限制，有五六十歲的退休的人，也有十五歲的高中生，少則七八人，多時達七、八十人，記得那是某年我講馬克思經典名著《資本論》時，整個一樓的花廳被人擠得水洩不通，正慶幸有這麼多人對於理解資本主義運作邏輯有興趣，革命有望時，比較好笑的是來聽的幾個提著公事包西裝畢挺的年輕人，中間休息時走過來問我：「今天不是要講關於資本的嗎？怎麼沒講到股票漲跌的看盤方法？」那一刻開始，我意識到講「後現代理論」的時代來臨了。不多久，「美學策進會」A4在街頭，唐山書店，秋水堂，和紫藤廬散發的演講宣傳單就出現了講「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和後殖民的霍米 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的思想介紹。我決心和大眾一起去尋找。 紫藤廬演講的有趣在於不知道會面對誰，會因為聽眾而轉換比喻與內容。最為經典的是講後殖民的霍米巴巴那次，我面對的是四十幾個人吧，其中坐在最前排左邊的是穿著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