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华洋义赈会”.docVIP

被遗忘的“华洋义赈会” 导语 4月20日，四川雅安芦山县7.0级地震，迄今已致百余万人受灾…地震发生后，各界纷纷伸出援手，与受灾民众温暖守望。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回顾被遗忘的“华洋义赈会”，回顾它与民国千千万灾民温暖守望的史实；我们希望历史，也能够为现实增加一点点微末的温度。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无力，民间社团的重要性因之凸显 政府在救灾方面有一些努力，但因战乱、腐败等缘故，往往成效不佳，饱受舆论批评。 民国时期的政府，处在一种从传统“统治者”向现代“服务者”转型的过程之中。当时天灾人祸频仍，政府在救济方面也确有一些难得的努力。如灾情信息的传递，芦山地震期间，国内通信公司对灾区实施免费通话、免停机等，民国也有类似的举措。 国民政府曾制定了《赈务电报规则》，允许申请获取赈务执照的中外团体免费通过电报发布赈灾消息——电报是民国政府内部救灾信息传递的最关键工具，当时国内利用电报传递信息一般2日内即可到达。但中央赈务机关一般需要经过4-12天的时间才能了解基层情况。这是因为民国政府消息传递模式是逐级上报，层级太多，新技术所附体的仍旧是旧官僚体制的机构架设，其效率通常不尽如人意。 此外，即便是免费的赈务电报，因具体政策限制太多，也常常带来诸多不便，如其中规定每一赈务团体请领执照至多以三张为限，有特殊需要者可酌予增加。这一规定，面对大灾时，往往起到负面作用。如1928-1930年河南大旱，经旅平河南赈灾会申请，第一次仅发给护照4张，与实际需要相去甚远，不得已旅平河南赈灾会又提出申请，后虽经批准，但不久，免费执照有效时间又至，旅平河南赈灾会不得不为免费执照展期之事再次呈请，如此辗转往返，徒费时日，自然要延误救灾时机。 再如救灾物资的运费及税费问题，民国政府也有特别政策。铁道部颁布的《铁路运输赈济物品条例》中规定，对赈灾物品减免税课及运费：“凡运输赈济物品经行各铁路依照各该路普通运价五折核收现款”，政策不限于官方赈灾机构，民间慈善团体也可向官方提出优惠申请。灾情重大之时，申请这一类程序也可临时取消，如1928年全国大旱期间，政府因灾情重大缘故，为了让赈务进行，一改条例规定，以院令形式对赈粮运输作出免税免费之指示，该政策实施了一年之久。 此外，为鼓励商人向灾区运输物资，也曾一度有政策对商运物资减免运费税费。但总体上来讲，民国政府在救灾方面虽然在政策上一般能够做到面面俱到，但因内外交困，效率低下，腐败泛滥，往往效果不佳，饱受民间舆论批评诚如1920年大公报的一则社评《沪商业团体助赈感言》所言： “吾人平时持论，每嫌政府对赈务未免漠视，故迭为文代灾民呼吁，而于各省灾情又记载特多，意不过促当局之注意而尽吾人心之所安，……政府对于赈务机关设得太多，而主持者又即为各灾区最高长官，……宜由民间不在位而信用者负劝导散放之责，地方长官则于运输配布时出全力为之谋便利。如此上下合作，方易发挥办赈之效率。今则不然，……甚至振灾会委员月享六百元之厚，而灾赈则一事不办，是直比以前恶棍者更为可恶。” 如此情形下，民间慈善社团的救灾努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 填补政府的低效和失职的，是民间慈善社团。因战乱频仍，灾情绵延数十年，赈灾事实上成为民间的经常性活动。故而民国时期民间慈善救助团体甚多，如同乡会、书画会、青年会、红十字会等等，还有临时为赈灾而组织的慈善团、联合会等。 几乎每次出现天灾人祸，都有民间慈善社团的介入。如“九·一八”战乱后，曾由刘海粟等五十余人发起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征集反日扶伤工作的费用，柳亚子、何香凝等当场认购二百张销售券，计六千元。他们并非富商，如此认购已属可贵。再如1943年华北急赈，由《申报》馆代收赈款或赈品，各方热烈响应，其中宁波同乡会组织的展览，展出上海金石书画名家作品一千幅。组织者当中还包括上海黑帮大佬黄金荣——1929年《上海画报》曾刊文赞扬黄金荣：“各省灾振，地方公益，请作义务戏者，无役不与”。此文在报上发表，应有事实根据，略可反映民间赈灾情况之一斑。 而在这众多民间慈善社团当中， 救灾成效最大、救灾经验最成熟，对后世最具借鉴意义者，莫过于“华洋义赈会”。 被彻底遗忘的“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最大的民间慈善组织 “义赈会”成立于1922年，至1935年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慈善赈灾团体。 华洋义赈会的全称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缩写为CIFRC)，可溯源至1906年，但当时是一个由中外慈善人士设立的临时性公益机构，赈灾结束后即自动解散。1920年北方大旱，灾民高达2000余万，以“华洋义赈会”为名称的中外合办的慈善赈灾组织再次出现，一度达九个之多，彼此各自为政。至1922年11月，各界慈善人士以华北赈灾的余款，成立了统一的“华洋义赈会”。 义赈会最初是由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