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首富周正毅案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辩护实务.docVIP

从上海首富周正毅案谈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辩护实务 作者：许义娜律师（注会、注税上海首富周正毅2007年11月30日被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五项罪名成立，其中：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判10年，个人行贿判3年，挪用资金判6年，单位行贿、对企业人员行贿两项，免于对其个人处罚。数罪并罚共执行有期徒刑16年，罚款335万元。2008年1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虽然本案早已尘埃落定，但是本案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罪与非罪留给实务界的争议依然很大。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重罪，2011年前最高可至死刑，之后最高改至无期徒刑，加之实务中这类案件大量发生，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均入本罪，因此对当事人行为的法律分析及定性，涉及到众多当事人重大人生自由及财富安全。刑期最重的为14年有期徒刑，只有少部分被告人因情节轻微获得缓刑。笔者作为税法律师，接触不少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案件，近年来更是潜心研究大量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法院判例，平心而论部分判例观点值得商榷，部分案例的有罪认定错误，当事人确有冤屈。 针对周正毅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判决，部分法学界观点认为周案所涉该罪，牵涉数额巨大，量刑过轻。但周案的诸位辩护律师却坚持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不成立。笔者认为，如果该罪成立，依据法律规定，如此巨大的涉案金额判十年，量刑确实过轻。2013年判决的温州林春平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26份、价税合计5.2亿元，税额合计为7600多万元，量刑是无期。但是，问题的关键是，辩护律师坚持的无罪意见是否就毫无法律法理依据呢？ 根据检方指控，周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情大致如下：1999年至2003年间，农凯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为了虚增销售业绩，便于向银行贷款，周正毅采取在农凯集团与15家关联企业以及利源公司之间进行电解铜虚假交易的方式，虚开电解铜增值税专用发票4.02万余份，涉及电解铜虚假交易161.87万吨，价税合计260.01亿余元，税额37.78亿余元。其中，涉及贴现而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0.84万余份，向银行贴现84.22亿余元，扣除贴现利息1.91亿余元，实际贴现款82.3亿余元。 检方认为该行为“完全服务于贴现融资的需要，并无真实交易目的，其实质是自我交易，亦反映出交易的虚假性。”而周将非法套取银行所得82.3亿资金中的19亿违规投入证券业务，违反了国家关于禁止银行资金流入股票市场和增值税发票的规定，破坏金融秩序，符合虚开增值税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应当定罪处罚。这里就牵扯出一个重大的也是基础性的问题。 本罪是行为犯还是目的犯？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到底是目的犯还是行为犯。《刑法》第二百零五条并无犯罪目的的表述，因此很大部分观点和审判案例都认为只要当事人实施了第二百零五条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本罪成立，该罪是行为犯。笔者对这类观点和判例不能苟同，笔者认为定罪除必须具备形式的刑事违法性外，还必须具备实质的社会危害性，这是贯彻刑法公平和谦抑原则的需要。判断罪与非罪应当从刑法设立该罪的目的、刑法保护法益的范围这样一个角度进行实质的理解，从立法本意全面理解本罪内涵。 纵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前世今生，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随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推行而出现的。此罪的横空出世与当时增值税发票的管理体制极不完善有关。中央政府为了顺利推行增值税专用发票，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对该罪设置了严厉的刑罚，通过铁腕手段来推行增值税发票制度的顺利实行的。1995年《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颁布后，最高法院以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或投机倒把罪)核准了大量的死刑案件。国家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落脚点何在？归根到底是为了防止国家的税款损失。因此，不以偷逃税款（增值税），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导致国家税款损失的虚开行为，是否构成本罪？是否给予如此严厉的打击？确实是律师在刑案辩护中的基础性抗辩观点。 周正毅案，指控机关已明确其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销售业绩向银行贷款。同时，2007年4月检察机关曾请上海国税局为周案作的一份检查报告，报告显示周所用增值税发票是正规的，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检查报告也未定性虚开，只认为属于关联企业间的串开行为。因此，周正毅案的虚开行为并不以偷逃税款为目的，而且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笔者认为，周正毅虚开增值税发票难以成立，法院判决值得商榷。周正毅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贷款，检查机关如认为贷款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禁止银行资金流入股票市场和增值税发票的规定，破坏金融秩序，那应是另罪追究，拿虚开增值税发票定罪，似乎打靶打歪了。值得注意的是，本罪最终量刑10年明显比法定量刑为轻，不知法院是否有什么考虑在里面。 笔者从事律师之前，是注册会计师从事审计工作，当年审计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为增大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