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探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文物处李晓明要点.docVIP

窥探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由李大钊赠吴弱男手迹说开来 2014年5月4日，嘉兴五四文化博物馆隆重举行开馆仪式。嘉兴五四文化博物馆建成开放，对我市构建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着重要意义。该馆以大量的、真实的实物资料，再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场景，对于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满足文化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该馆展出的李大钊手迹藏品，对于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具有重大史料价值。本文就从这一藏品说开来，探索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妇女解放运动。 这件毛笔手迹历经劫难，存于世间90多载。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全力搜集革命先烈李大钊的手迹，可惜散落民间的手迹已是吉光片羽。五四文化博物馆中展出的这件藏品是目前发现散落于民间的李大钊三件手迹之一。 手迹上的内容是李大钊赠予吴弱男的一首白话诗：“暗沉沉的女界，须君出来作个明星。贤母良妻主义么？只能改造一个家庭。妇女参政运动么？只能造成几个女英雄。这都不是我所希望于君的。我愿君努力作文化运动，作支那的爱玲恺与谢野晶子。”文中所提到的爱冷恺，是瑞典提倡女权运动的女教育家和作家，谢野晶子是以诗歌反战的日本女诗人，曾作过讨伐封建伦理道德的《贞操论》。吴弱男是安徽庐江县人，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夫人。是与何香凝、秋瑾、吴亚男等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志士，国民党的第一位女党员，也是最早留日及去欧洲的中国女子，曾担任孙中山在日本时期的英文秘书。李大钊与吴弱男相识于1915年的日本，1916年，李大钊与章士钊吴弱男夫妇先后回国。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吴弱男奔走于革命之中，李大钊作了这首白话诗赠予她。字里行间透露出李大钊对吴的寄托之深，希望她以文化作武器，唤起女性的精神觉醒。 随着新思想的传播，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提倡将妇女解放列入改造社会的主要内容。《新青年》创刊号中就明确指出，在近代解放历史中要“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认为妇女解放与政治、经济、宗教的解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妇女解放开创了新纪元。 一、个性解放，认识本我 虽然经过辛亥革命，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已初现。但那时的女权主义带有深深的“男性特色”，认为实现“男女平等”就要达到女子像男子那样的生活，服装、行动、谈吐无不效仿男性。而绝大部分妇女仍然被“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紧紧地束缚着，置身于社会的最底层。新文化运动伊始，知识分子们就对压抑女子个性的封建礼教进行无情批判，倡导精神独立。 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儒者三纲直说是置臣、子、妻堕为君、父、夫的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的罪魁祸首。为此，他号召“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李大钊批判旧道德“至于夫妇关系，更是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1]。他认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必须将女性的个性得到应有的发挥。胡适提倡“女子应有自立的思想，主张妇女应有超出做贤妻良母的人生观，并主张女子应有参政权、受教育权以及财产继承权”[2]。这些言论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具有极强的启蒙意义。 五四运动中，女学生第一次冲出校门，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出现在公共场所，这是何等的震撼，何等的破天荒。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彻底冲破传统性别樊篱，第一次作为自发的政治力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现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一运动对于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是深远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参与、同情妇女解放运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妇女问题也很自然地成为了思想界关注的重心。 二、教育平等、成就自我 许多重视妇女问题的进步人士普遍认为教育上的公平为一切平等的渊源。刘半农创造出女性指示代词“她”，并提出妇女的解放，还是一个文化问题。王光祈谈到解决男女平等问题时，主张“必先使妇女的生活能够独立；要使妇女生活独立，必使妇女先有职业技能；要有职业技能，便非受过教育不可”。[3]男女同校是提升女子教育的重点。罗家伦不仅认为女子解放的根本办法是教育，而且主张男女同校。他认为男女接受共同的教育可以促成男女正当的社交，美好的婚姻以及提高女子的地位，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沈玄庐也提出“男女为取得均等地位，有男女同校的必要；男女同负改造社会的责任，第一步要从男女同校做起。”[4]1919年3月，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讲演《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时讲到“教育是人的教育，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受教育，女子应该受同样的教育，男女应该共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