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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崛起之路与个人的成功之途其实并无二致，政府间的外交和个人间的人际关系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把刚刚建立的中国比喻成一个一穷二白的屌丝，或许也并不算过分。 　　四处凋敝、百废待兴、内忧外患、腰板不硬，新中国的一切都刚刚起步。那边美国的核大棒随便一挥，这边的我们也就只能忍气吞声。这样的日子，着实不怎么好过。而中国这个屌丝想要挺直腰板，帮助他华丽逆袭的工具，就是后来在罗布泊爆炸的那颗原子弹。 早在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的时候，毛泽东还当它是“资本主义的纸老虎”，并没有什么可怕。但当他访问苏联，亲自观看了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纪录影片后，毛泽东就转变了态度。“原子弹确实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是将原子弹运到了朝鲜半岛附近，预备对志愿军进行攻击。杜鲁门也不止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当前的军事局势，更扬言要将原子弹作为普通炸弹来使用。此时的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坚定了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这一信念。没实力就要受欺负，没武器就要受威胁。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原子弹，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核武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中国也正式踏上了艰难逆袭的长征路。 　　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横在这个美梦面前的困难不止一两个。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连个正规的军事工业都没有，国民党留下的破铜烂铁也根本无法派上用场。1950年5月19日，毛泽东亲自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所长和夫人何泽慧两人，在一个四合院内，开始了中国核事业发展的筹备工作。两个年轻人，一个四合院，两台自行车，两台简易车床，中国的核研究机构就这样有了雏形。中央更是特意从国库调拨了5万美金，让钱三强购买有关的书籍和仪器。据说，钱三强拿到的这沓纸币，已经有了一股发霉的味道，因为这些钱是随着作战部队东奔西走，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 　　在钱三强的邀请下，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朱光亚、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材料科学家吴自良、核武器科学家陈能宽等人先后从国外归来。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夫妇赠送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同时，也带回了让·弗雷德里克送给毛泽东的一句话——“如果你们反对原子弹，就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4年10月，在李四光的带领下，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在广西采集到了中国第一块铀矿石。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保密程度极高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上，钱三强等人用极其浅显的语言说明了原子弹的原理、中国铀矿的分布、开发原子能的设想。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中国核能发展的起始日期。毛泽东在会上说：“原子弹这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这样，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正式启动，代号02。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具体领导全国的核工业发展建设和核武器制造。1956年，聂荣臻，陈云，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同年，中央在二机部下设立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大批拥有世界尖端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都汇集到了这里。1958年冬，九局局长李觉带领第一批技术人员和解放军一共20多人，来到高寒缺氧的青海金银滩，建设了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1963年初，二机部九局的大部分科研人员陆续地迁到了金银滩的221厂，全面铺开了原子弹的研究工作。 　　“老大哥”的背信弃义 　　195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接到了苏联发来的一封信，称苏联正与美英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后看情况再说。听到这个消息，当时负责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说：“天快下雨了，准备伞吧。” 　　几个月后，暴雨如期而至。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苏联专家全部被撤回国，随他们而去的，还有几十个项目，以及几百份合同的撕毁。就这样，中国开始了核武器研制道路上的“自力更生”。 　　早在中国刚刚决定要发展核武器的时候，中国就向苏联请求了帮助，但被赫鲁晓夫拒绝。经过协商，苏联还是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并培训技术力量。1955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核设施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立重水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提供全套设备及技术资料，并且接受中方人员去苏联学习考察。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赫鲁晓夫急需中国的支持，在对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他原来的态度。中苏两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