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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楼梦》两个英文译本文化信息传递的比较——基于归化和异化的分析视角 　　[论文关键词]《红楼梦》；归化；异化；文化信息传递 　　[论文摘要]借助归化和异化的分析视角，比较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在传递文化信息方面所采取的处理原则和方法。在对《红楼梦》两个译本中牵涉到文化因素的一些隐喻、明喻和典故等翻译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考虑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文本的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归化”和“异化”两种方法都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翻译中文化信息的传递不存在“归化”和“异化”之争。 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它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而且涉及文化的转换。传统的语言学家把语际翻译看作对不同语言符号的诊释或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并且强调等值的重要性。而在翻译实践中，仅仅从符号本身出发寻求语言之间的转换形式，往往很难达到意义上的等值，甚至可能导致交际失败，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翻译研究越来越向文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f3assnett和Lefevere所主张的文化转向。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并不是词，也不是句子，甚至也不是篇章，而是文化。从翻译角度来讲，我们所说的“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或者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它包括一个民族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官僚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语言等。不同的民族文化渊源不同，因此各民族之间彼此的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也不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成一体。而西方文化的主源则是希腊神话及圣经，英国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要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代表中国文化背景的鸿篇巨著翻译成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语传播到西方国家所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 《红楼梦》从成书到现在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其间曾数次被译成外国文字，以飨外国读者。目前已有十余种外文译本和节译本，其中有两个版本影响较大:一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种是戴卫.霍克斯(David Hawks)和约翰.敏福德(JohnMinford)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译文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的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而霍克斯为了避免中英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则采用了“归化”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二、归化、异化概念内涵 鉴于文化方面给翻译带来的困难，中西翻译理论家们都尝试着提出了一些理论性的指导原则。一般来说分为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就翻译中涉及的文化转换而言，我们可分为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这两种原则和方法。 美籍意大利裔学者Venuit高举解构主义大旗，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对归化翻译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力创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it可以说是异化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翻译要“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后殖民翻译学者Robin。认为，“一个好的译本总是要保留原来外语文本中的某些有意义的痕迹”。从历史上讲，这种观点与直译和字译相关联，只是没有自译派那么极端，因为它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格守原文句法序列中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好的译文“必须有异国情调”，“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 Nida可以说是归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的概念。他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把译文读者置于首位，并且仔细分析源语信息的意图。Nida在各种不同场合，重复他的这一观点，即“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对Nida来说，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的目的是，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并且可能地把源语行为模式纳人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这种关于翻译的概念不强调读者为了理解源语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语文化模式。他提出了“功能同构”的策略作为解决的方法，以求在不同体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 三、两个英文译本文化信息传递的比较 《红楼梦》篇幅长，涉及的文化内容也很广泛，其中涉及到了称谓、宗教、礼俗、建筑、器用、服饰、美术、诗词等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因此我们的分析只限于语言的比喻用法和一些典故的翻译，因为语言中的比喻与典故的用法与该语言所属的文化密切相关。因为汉英两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