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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事因于世，备适于事。韩非认为时代不同，社会情况随之变化，政治措施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他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反对儒家宣扬的仁义，主张以法治天下。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用社会发展的观点阐述其政治主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有些说法缺乏科学的依据，有的带有严重的片面性。如把架木为巢、钻木取火的功绩完全归于个别圣人，而无视广大人民的实践经验在创造发明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又如说古代“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由于古代生产力的低下，财不是“有余”；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之后，各部落之间不是“不争”，而是斗争日益剧烈。又如他认为疏导江河，只有在“天下大水”的“中古之世”才有意义，后世兴修水利却成为可笑的事，这就把问题说得太绝对了。再如他强调“不法常可”，因而反对尧舜禹汤文武等老一套的政治措施，这是正确的，但把过去社会的一切全盘否定，忽视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有继承过去文化中合理因素的方面。至于把“商工之民”作为“五蠹”之一，其错误与偏颇，是更容易看得出来的。 ? 本文在写法方面，具有如下特点： ? 一正反对比。阐述总论点和分论点，都运用这种方法。如将古人让天子、今人重县令的情况相对比，将山居谷汲者以水作节日礼物与泽居苦水着相对比，将“饥岁之春”与“穰岁之秋”人们对食物的不同态度相对比，用以论证“事因于世，备适于事”的中心论点。接着对比周文王与徐偃王都行仁义而结果相反的情况，作为“世异则事异”的论据；对比舜舞干戚与公共之战的不同情况，作为“事异则备变”的论据。通过各种正反事例的比较，辨明是非，剖析利害，充分论证社会情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政制措施必须适合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否则就会招致失败，甚至遭亡国之祸。所有各种对比，都为的从正反两方面论述治“当今”之国必须弃仁义、行法治的政治主张。、 ? 二 围绕中心论点，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论证。开头从正面举例，说明古代圣人为人民兴利除害，都切合当时要求，而分析却从反面进行，指出“当今之世”称颂古代圣人，一成不变地效法他们，那是令人发笑的荒谬，由此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中心论点。为了增强说理的形象性，又用守株待兔的寓言说明食古不化者的愚昧。以上为第一个层次。然后分析古今情况不同，人们对待财物、权势的态度因而不同，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分别论证上述观点。为了增强说理的通俗性，再就条件不同的人处理水和食物的不同态度，从世情方面进一步论证“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观点，接着又援引史实对“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论点分项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更加全面。以上为第二个层次。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作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与气力”的论断，把“事因于世，备适于事”的论点具体化，随即对这个论断正面进行阐述，提出治国应崇尚实力的观点。以上为第三个层次。这样逐层分析，使论述条理分明。揭示论点的语句反复出现，点明了几个层次的内在联系。每个层次，每个方面的论述，又都以批判儒家提倡的仁义不足治“当今之世”为前提，而以实行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为归宿，全文用丰富的材料（有传说、历史、社会实际、寓言等），从各个方面（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措施、不同结果等）由表及里地反复进行分析、论述，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在批驳谬误的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说理周密，逻辑性强。 韩非最最大的的成就，乃是一扫中国历代言比称上古之贤，行必不敢越主祖宗之法的风气，从理论，从思想上证明了它的荒谬。并以一种敢为天下先，敢为古人所不能的气概，鼓励人们去破除以往一切的迂腐，去搏击时代的浪潮，去创造一个亘古未有的新时代。但后人只看到了他冷竣目光对权利场剖析到无发让最善良和最丑恶的人无法接受的地步，却丝毫没有看到他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思考，依旧沉迷于一个非理性的梦想之中。终于，中国走向了没落，即使有人想有所革新，也只能象康有为一般，跪着造反，还得加几句圣人言言之类来壮壮胆，才敢战战兢兢的说几句有几分“叛逆”的话。（未完待续） 西南政法大学?欧志列　　第一段: 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 　　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 　　从论证方法看，本段先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三件历史故事，其目的是为了下面的推理: 即“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所笑……”然而，作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推出这样的结论: “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得出本段的论点: “不期修古”。以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