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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西方反精神病学运动文献 20世纪的西方反精神病学运动 作者：李亚明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对于反精神病学运动,国内尚无文献系统地介绍。有很多国外文献介绍了反精神病学运动中诸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对这些人物的著作进行解读,并且不乏有作品对这场运动中的各位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比较 。更进一步地,也有一些文献对反精神病学运动和当时其他种种激进的社会运动的关联进行分析 。 本文在，从社会文化背景到中心人物的思想再到运动的社会影响，系统地介绍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与女性主义、同性恋权益保护运动等运动一样,这场反精神病学运动正是当时西方社会的反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本文将分析这场运动与反文化运动中所包含的其他运动的不同之处:它的诞生本应发生在精神病学领域,然而它却变身为一场社会文化运动;由于涉及到精神疾病这个特殊问题,它实际上成为了反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最激进的声音和最有力的支点;作为反精神病学运动的结果和延续,消费者运动通过表达对于人的尊重,成为反文化运动最有益的精神遗产之一。在将反精神病学运动作为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进行论述的过程中,精神病医生显示出其作为哲学家的形象,精神医学问题彻底地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问题。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于反精神病学运动兴起、发展的方式以及其落幕的原因找到一种更加明晰的解释。 1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形成 反精神病学( anti-paychiatry)一词最初出现在英国精神病学家库柏(D. Cooper)于196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之中,库柏用这个词来指称精神病学中的一种批判性的思路。 不久,这个词便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使用,用于指称出现于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对精神病学的批判。事实上,对精神病学的批判从未间断过,贯穿了整个精神病学史,反精神病学这一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的正式出现和广泛传播显示,此时反精神病学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倾向,它已经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运动了。即使历史上曾经出现某些受相同思想观念引导的类似反精神病学运动的社会活动,但就其是否符合一场运动的内在规定性而言,它们无法与60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相提并论。 这场运动是被几个开创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火花点燃的:法国哲学家福柯(M. Foucault) 、英国精神病学家兰恩(R. D. Laing)和库柏,以及美国精神病学家萨兹( Thomas Szasz) 。他们提出,疯狂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而是由外在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需要而定义的,不过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手段。这种由精神病学强加的常态定义侵犯了人的自由,侵犯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它使得强制治疗和监禁合法化,使行为异常者的生存状态越来越糟。在他们看来,精神病并不存在,精神病患者并不存在,由此对于精神病的治疗自然成了无稽之谈。为了捍卫自由和人权,他们批判对于人类行为的医学隐喻,试图推翻精神病学在社会中的霸权。在这些核心人物的带动下,反精神病学的思想和著作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各种社会组织陆续建立,在西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反精神病学运动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与精神病学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生物学模式的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模式的精神病医生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和斗争。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来的几十年中,精神分析模式的精神病学在行业中建立了不容挑战的控制力,将精神疾病的治疗确立为主观的并且是动力学的,费时的精神疗法就是这些特征的最集中体现。生物学模式的精神病学对此不甘示弱,频频发起挑战。他们提出,精神分析是不科学的、昂贵的和无效的。具有明显疗效而又价格低廉的科学的治疗方法是他们反对精神分析师的最好武器。然而众所周知,科学的治疗模式也造成了精神病患者被强制入院、强迫服用高剂量精神药品、强迫痉挛和进行非人道的精神外科手术等。这一切直接导致生物学模式的精神病学在维护人权的斗争中成为众矢之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就起始于对生物学模式的精神病学的反抗,反抗它的不人道之处,反抗它在科学之名义下的滥用。 一种开端于精神病学中两种思想方法的斗争,最终本应该在精神病学学科内部获得解决,比方说借助于方法的革新、政策的改良或者一场科学革命的发动。但这种对生物学模式精神病学的批判最终却发展成为对于精神病学的全盘否定,对某种治疗方法的批判最终发展成为对治疗本身合法性的质疑。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精神病学共同体在这场科学革命的发动之初,就毫无余地地将它扼杀了。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被扼杀的力量转而在更广泛的和更激进的社会思潮中得到了欣赏和迎合,最终被吸收进去,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1962年开始,兰恩系统表达了反传统精神病学的主张。他认为:传统的临床精神病学将精神病患者从生活中孤立出来,看作单个的人、生物或简单的机器;但是人不仅仅是生物系统而已,个体从一出生就处于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