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气候谈判靠的是科学和理性的力量.doc

[标签:标题] 2016 PAGE10 / NUMPAGES10 感谢观看本文谢谢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气候谈判靠的是科学和理性的力量 2015年11月30日，备受瞩目的气候大会在巴黎召开。在布尔歇展览中心的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20%左右；较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60%-65%，森林蓄积量增加45亿立方米。短短四句话，确立了中国未来15年的气候治理规划纲要。而为这些规划出谋划策的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而杜祥琬院士，正是这个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顶级“智囊团”的领头人。 　　巴黎气候大会的全名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这个长长的名字的背后也是世界各国漫长的气候谈判。 　　在能源和气候的国家战略上，杜祥琬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思维来对待的。他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早年在莫斯科学原子物理，回国后就投入到核武器的研发中。后来参与国家“863”计划，领导中国强激光领域的研究。 　　直到2002年，杜祥琬接受上级安排，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往能源学部履新。对当时正醉心于激光技术研究的杜祥琬来讲，能源是充满未知的全新领域。工作性质也由具体的科研项目攻关，转向更加宏观的战略咨询层面。这个全新的角色不无挑战。 　　自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快速推进，经济得以飞速增长，然而与之相伴的则是能源消耗总量节节高攀、环境污染日益堪忧。就在杜祥琬履新的2002年，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同时也是煤炭、钢铁、铜矿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如何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何开发布局新能源建设……摆在杜祥琬面前的，是一个个难解的命题。与以往一样，杜祥琬克服困难的办法仍是那条颠扑不灭的真理――不停学习，业务知识要更新，工作方法更要不断探索。 　　2010年，研究了8年能源问题的杜祥琬出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这一组织是我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顶级“智囊团”。同年冬天，杜祥琬第一次作为气候变化问题“智囊团”成员飞赴坎昆参加谈判。气候谈判背后，是各国间能源发展的角力。从一线科研到战略咨询，领域变更，角色转换，杜祥琬说其间贯穿着相通的思维方法，“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搞具体研究需要它，搞战略研究更离不开它”。无论研究如何宏观，都得老老实实“抠数据”，科学思维仍是基础。他归结出几个确定的“支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和环境安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支点”为大家共同认可，才可进一步提出应对策略。 　　现在，作为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需要从宏观战略层面把握国家的能源与气候发展走向，还需要在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在气候谈判桌上为中国尽可能多地争取利益。在严峻的现实下，他最看重的依旧是科学和理性的力量。 　　留学生：近几年来，中国很多城市地区遭遇灰霾天气，更多的人关心的是治霾速度和力度能否更快更见效。有关人士提出治霾最快需要15―20年，对此你如何看？ 　　杜祥琬：治霾是必须的，肯定需要时间，但太长了让人没有信心。我认为10年应该见成效。中国总是在不断进步的。雾霾的出现，说明我们以前的发展方式存在粗放的问题，若要治霾较快见效，迫切需要我国在未来发展方向和路径上做精心设计，因为国内的环境容量比国际平均水平低好几倍。我们的发展没有本钱粗放，需要认真设计现代化、城镇化，以及同步设计分布式低碳能源方案。 　　留学生：其他国家在雾霾治理与环境保护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 　　杜祥琬：国际上有比较成功的经验，比如企业责任延伸制度，就是对其产品负责到底，包括产生的污染物。强制性措施，包括行政性、经济性和教育性，这是一套改变环境、生态和社会的组合拳。目前在很多国家成立了一种包括政府、企业、专家和公众的联合环境协调委员会，就是让民众自由表达心声的权利和体现，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抓手，一种社会治理的模式。 　　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丹麦国土面积不大，不过海岸线很长，因此风电海上多于陆上。德国虽然和法国比邻，但是能源政策情况差异很大，法国核电占发电比例的75%，而德国准备“弃核”发展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未来这是大势所趋。我国现在与丹麦、德国、法国合作得非常密切。 　　从某种角度而言，我国有这么多的省相当于欧洲很多国家，各地蕴含的可再生能源不一样，像西南地区以水电为主。所以要因地制宜、高比例地发展可再生能源，需要有关部门统筹制定发展规划，不断实施一些鼓励政策。中央已明确要继续发展核电，而且要深入论证内陆核电站。 　　留学生：煤的燃烧对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