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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行政分析 第  PAGE 10 页 共  NUMPAGES 10 页 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是近来比较受关注的问题。它违背正当程序、损害法律形象、执法恣意、缺乏理性，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在我们谴责“钓鱼执法”的同时，更要注重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让行政法走上程序化、法治化、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一 案例简介 （一）上海钓鱼执法的案例简介 2009年9月8日，上海一位白领张军（化名）因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遭遇“倒钩”———运管部门钓鱼执法，张军被扣车罚款一万。当事人张军在9月28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依法判决撤销行政处罚决定，退还罚款。11月19日日下午，上海闵行区“钓鱼执法”案在闵行区法院开庭审理。经过一个小时庭审和半个小时的休庭后，法官当庭宣判，被告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在9月14日作出的NO.2200902973行政处罚决定违法。50元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此后不久，无独有偶。2009年10月14日晚上7时许，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司机孙中界沿着闸航路往航头镇的方向行驶，之后遇到一名男青年突然从路边拦车，出于好心，孙将该男子送到目的地，却被几个执法人员强行拘留，遭遇 “钓鱼事件”。 一气之下就以砍断手指以示清白。 （二）钓鱼执法的简介 1．钓鱼执法的概述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英美法系中专门有执法圈套（entrapment）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2．执法钓鱼的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称为“陷害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计划陷害当事人，使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二 案例分析 （一） 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分析 1．行政合法性原则 行政主体的设立，拥有行政职权和行使行政职权都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任何违法行政行为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行政职权的行使应当合法，对于法定的行政职权，一方面，行政主体必须依据法定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要求，不折不扣地予以实施，无故实施、拖延实施或不按照法定要求???使职权，都是有悖于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另一方面，任何行政主体或依法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个人，作出行政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都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作为行政主体，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依照法定要求及程序，招聘社会人员采用引诱、欺诈、胁迫甚至暴力的方式取证，并在取证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如张军），强行拘留以及罚款，严重的侵犯了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合法权益，违法了行政合法性原则。 2．行政合理性原则 行政主体的设立拥有行政职权、行使行政职权、追究违法行为和实施行政救济等必须正当、客观、适度。行使行政职权必须合理，因为行政职权的行使直接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联系，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进入19世纪以来，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行政主体的裁量行为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任何一种裁量权，尤其是自由裁量权（后面还会详细分析）都可能被滥用，所以，对行政职权的行使必须合理，必须符合正当性、客观性和适度性。我国的执法部门工作人员对法条的理解过于刚性，不顾事件情节，对法律产生片面理解，缺乏综合考虑。比如，判断是不是黑车，不能仅看是否收了钱，还要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形，是否是为了救人等。 “钓鱼执法”中行政人员为了实现行政目标或获取创收，捏造事实诬告好心公民违法，对“钓子”强制执行，而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响，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