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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改革的两种结果 特约记者 张鲲 2014年10月23日 国企改革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话题。在西方国家，国企改革既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制度巨变的“经济副产品”。不同的国家，其国企改革的路径都大同小异，但最终的结果却千差万别，甚至走向了两个极端。 改革都是一样的，为何结果相反？这个疑问的背后，很可能是观察者流于政治和所谓历史传统的成见，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在“技术层面”的内在差别。事实上，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孕育了不同层次的金融市场格局和金融体系特征，这些才是决定国企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变量。 大政府“副产品” 尽管不算“成功”，但和东欧、拉美等国的国企改革相比，西欧的国企改革至少是“最不失败的”。 在西欧的国企改革大潮中，英国保守党政府推动国企私有化改革一直是标杆，而其推动者撒切尔夫人也被誉为自由市场的忠实捍卫者。1979年，保守党在英国大选获胜后，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此时，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已经被“英国病”困扰数十年。 在二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出现滞胀状态，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下降，而且这种状态持续了近30年，被一些经济学家戏称为“英国病”。按照当时的统计数据，20世纪70年代，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仅为1.6%，在西方七国排位最后。也就是说，这个曾经在“工业革命”时代执世界牛耳的国家，其技术革新速度已明显放缓，国家创新力严重不足。 在保守党看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系统是阻碍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首要障碍，而庞大的国企系统成长于工党执政的年代。二战之后，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而英国的企业部门的运营模式很大程度都构建于原先的殖民地时代，当廉价的原材料基地和庞大的海外市场开始瓦解，原有的营运逻辑一时难以调整，因此不少企业面临着经营困难。 工党政府上台后，先后两次掀起了国有化浪潮。为赢得“选票”，工党竭力避免失业问题，一旦大型企业经营困难，就可能被国有化。因此，到了1979年，英国国有企业系统已经蔚为壮观，其已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和GDP的11%。 作为工党“大政府”的“副产品”，国企系统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数据显示，英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年均增长一度仅为1.5%，而同期整个制造业的生产率年均增长为1.9%，后者比前者高出0.4个百分点。除了国企技术革新缓慢之外，其因绩效欠佳，巨额的政府补贴更一直困扰着国家财政。因此，保守党政府下决心推动了西方世界这次最大规模的国企改革。 除英国以外，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也面临着国企改革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主要来自于两个因素。一是历史文化传统，以法国为例，其一直是欧洲中央集权最严重的国家，从早期的重商主义时代开始，国家在经济活动中一直有着强大的支配地位。国家要维持控制力，强大的国企系统必不可少。此外，在二战期间，法国沦陷，不少大企业因利益驱使，纷纷“投靠”希特勒，因此战后被强行收归国有。 西欧国企强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战后重建，铁路、港口、电信、重型制造等基础设施在战争中被严重破坏，其重建需要强大的资金实力，而私人资本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只有以国家力量，外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才能迅速恢复基建，重建经济。于是，在以上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战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了巨大的国有企业集团。 英国之外的西欧国家，其改革急迫性不及英国。但由于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各国也迅速展开了国企改革的潮流。加入欧盟的条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进行市场化改革，二是改善财政、减少赤字。而庞大的国企系统，既阻碍了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也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负担，因此改革国企成为各国加入欧盟的主要条件之一。于是，欧洲的国企改革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面启动。 对西欧各国来说，其国企改革都基于一定的政党政治和国家利益因素的推动，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的背景则有明显差异。后者很大程度是国家解体和政权崩溃之下，新的执政者为应对经济问题的无奈和仓促之举。不过，尽管西欧和东欧不同时期国企改革的背景各异，但改革手段都是一致的，即私有化。 寡头与国民 私有化的主要方式包括协议出售和公开上市两种，前者是指政府通过谈判，将手中国企股权出售给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可能是国内外的私人资本，也可以是国企的管理层或者职工。公开上市的方式则主要适用于大型国企的改革，因为这类国企私有化所需要的资金量太大，一般的私人资本无法满足，唯有资本市场一条路。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石油等资金密集型企业，如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公司、苏格兰电力公司等。通过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还可以使这些企业的股东相对分散，有利于促进竞争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上市也有利于国有资产价格的上升，可以增加国库收入。 无论是英国，还是俄罗斯，国企私有化的方式也主要是以上两种。不过，值得玩味的是，私有化的方式相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