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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垄断 如果由一个厂商生产整个行业产出的生产总成本比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厂商生产这个产出的生产总成本低，这个行业就是自然垄断的。如果自由竞争的结果造成由单一厂商生产，则该行为副本以算是个自由垄断行业，或者，如果种种竞争力量导致了一种不同的行业结构，那么，也可能出现自然垄断。一般而言，自然垄断的特点在于一个代表性厂商的成本函数的次可加性。若对所有非负x1，……xk（？），？成立，则成本函数c对产出x是次可加的。如果该行业所有预期的厂商具有同样的成本函数，或者某厂商拥有独一无二的先进技术，那么，次可加性意味着，如果只有一个厂商在该行业市场上是活跃的，该行业成本最小。虽然次可加性是一个纯技术条件，但是，如果不完全竞争的结果是低效率的话，纯经济力量也可能导致自然垄断。不过，在只有少数厂商的一个市场上的竞争，则传统上是对策论研究的范围，而几乎得不到唯一的均衡结果。所以，以次可加性的技术准则作为自然垄断的明确特征，一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自然垄断的概念先于用次可加性术语对它的定义。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认为，形成自然垄断的条件包括两点：即单一厂商生产的超级效益和过度或“毁灭性”竞争造成的不良结果。这两种力量常常同时并存，例如各电话公司在该行业发展早期争夺用户。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ell）是首先正式确定了这种方法——以代表性企业成本函数的形式作为行业结构的根本决定因素的经济学家之一。平均生产成本递增的行为通常是竞争性的，而成本递减的行业则为不完全竞争的或垄断的。J·M·克拉克（J·M·Clark, 1923年）通过对管理费用经济学（用现在的术语是非凸性经济学）的体现分析，在自然垄断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克拉克认为，许多制造业行业中，管理费用在总成本中占相当一部分，而且在这种行业里厂商间的竞争远不是完全竞争。在需求不足时，价格趋于降到可能比平均成本还低的边际生产成本。在另外一些场合中，当厂商要努力弥补早先的损失时，则可能会在不同的顾客间或市场间实行数量折扣或公开的价格歧视。所以，这个市场的均衡，其变化性和复???性取代了竞争均衡价格的简单性。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不存在均衡点，除非这个市场中的厂商制定一个放弃“自杀性竞争”的最低限度合作的行为准则。克拉克也是对平均成本递减行业进行经验研究的先驱者。他正确指出，大多数短期内固定的费用在长时期内是可变的。克拉克对铁路行业长期规模经济的估计明显不同于早先的一些结论，而出乎意外地类似于后来的一些估计，他还认识到在考查规模经济时必须考虑产品特异性。 到20世纪中叶，铁路、电讯、地方公用事业被认为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然垄断的特征。就其精确定义来说，假设自然垄断是一种人有显著长期规模经济的行业。随着复杂性的增加，经济学家度量了以上一些行业和其他具有类似特点的行业的实际规模经济。可是，在这期间已日益明显，规模经济的程度并非自然垄断的唯一相关属性。大多数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业在美国受到管制，而在其他地方为公共部门所有。在美国的管制环境中，就在自然垄断的边缘允许竞争的范围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而又持久的问题。例如，受管制的铁路面临不断来自受管制的和非管制的卡车运输的竞争，而受管制的电话公司面临不断来自私人网络和特种传输的竞争。人们越来越要求管制者制定这种形式竞争的规则，一般通过采用费用分摊的综合方法。实际上，人们要求管制者确定允许受管制厂商以哪种方式（如果有什么方式存在的话）与仿效者或进入市场者展开竞争。在这类问题上，规模经济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它充其量只是描述了单一产品厂商或总经同样比例增加产出的多种产品厂商的成本特征。但受管制厂商的竞争者并不需要以与受管制厂商同样的比例生产产出。相反，它们是选择进入最有利可图的市场。发生这种进入市场情况时，受管制厂商指责其“撇奶油”，而新进入者沾沾自喜于“创新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地出现了次可加性的概念。如果具有同样的技术和成本函数的厂商是严格次可加的，则进入市场必然提高全行业成本。所以，与确定行业最低成本结构有关的是次可加性的程度，而不是规模经济程度。 尽管次可加性只是数学定义中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在实践中难以证明。不像规模经济可以用有关在一个产出x领域的成本函数的局数信息来定义，次可加性需要满足所有x’≤x的成本函数的全部信息。如果典型的成本函数C是U字形，在x’具有唯一最低水平均成本，则存在对所有x≤x’的规模经济。此外，还可以证明存在一个产出x”，具备x’x’2x’，使得C对所有x≤x”是次可加的。所以在单一产出情况下，规模经济是次可加性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对于一个多种产品的成本函数，规模经济既不是次可加性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例如，成本函数c（x1,x2）=?显示出对所有非负产出都具备规模经济，但没有一处是次可加的。对于这种函数，存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