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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与东南亚：从会馆组织的生成与演变看未来 王琛发 一、客家人会馆的原貌 论及东南亚客家人会馆组织，一般上都认为槟城的嘉应会馆或者增龙会馆为最早。前者的地契为1801年，最初称为“仁和公司”。而后者前身为“仁胜公司”，其会史曾经说明，嘉应会馆1801年的地契上有标明“仁胜公司”在其北侧。另外，马六甲增龙会馆则以三宝山上早有志明1842年重修的“增龙义冢”坟头一个，举出当地社团俗习重修为集体先人安魂的总坟至少都是在50年之后，说明最早叫增龙公司的组织成立在1792年以前。 不过，以上述的公司去对照18世纪中叶在西婆罗洲开采金矿的“大港公司”、“三条沟公司”，甚至更早在1777年出现在印尼坤甸的“兰芳公司”，会发现到不管它们的名字之前是否冠上中国原乡的名称，它们的基本性质都是一样，都是由承顶地区开发的领袖带领着的同乡群体在异乡开垦，是通过地缘性的乡情结合、以保护和分享东南亚各地方上共同的地缘政经利益为目标。以后在沙捞越采金矿的诸武装采矿集团，如“十二公司”是以陆丰认为主力，十五公司是以河婆人为主力，也多是通过故乡地缘亲情互相认同，捍卫当地地缘政经利益主权的需要，形成了共生体性质的组织。 仁和公司的先辈记忆也是如此：19世纪初，举凡从中国嘉应州南来的乡人，最先都是到馆里报到，然后再被安排到邻近的矿区。而据增龙后人所称，从仁胜公司到增龙公司的演变过程之间，最初是得力于郑景贵；在马来亚史上，此人正是带着数千同乡开发与争夺马来亚半岛内陆矿区的矿商兼会党党魁。 1822年已经成立的槟城惠州公司，后人编的会馆馆史说，会馆起源于先贤李亚兴在河边养鸭，收容乡人，后来捐赠私宅赠送给大家当会馆。但李亚兴身为会党领袖，若说仅是养鸭也不必千里迢迢赶到槟城，单靠自己养鸭又如何掌握会党权势？何况，乡人陆续南下，要住在河边养多少鸭子才够？利昂康伯（Leon─Comber）在《马来亚的华族私会党，1800-1900》（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1800-1900）根据1825年槟城警察长R.Caunter不分会党和会社的调查，把惠州公司等组织列为帮会，前面的警察长可能对会社和会党的认识与分类不详，但后者延续此说是有他的看法。实际上，从1860年代到1874年，由马来亚华人会党参与的拉律战争，争夺矿区的双方对外分别是以“增城”和“惠州公司”自称。从槟城最早的地图看，不论仁和、仁胜，都是建立在海岸线边沿。而惠州公司就守着这一河海交界的港岸，对面正好是惠州人开拓的大山脚采石与种植区，以及从海路直通的拉律矿区出口港——马登。 这其中，若是顾名思义的以中国原乡的“地缘性”或者“方言群”作为认识这些“公司”的准则，则可能只看能到其中“乡团”的含义，而忽略了它们依靠着东南亚当地的地缘利益的背景而有必要维持共同体，存在目标在于保护成员在地方上的共同利益。 以清代州治的地缘关系解说，海陆丰人讲河洛话而参加马来西亚槟城和印尼棉兰惠州公司确然可能。但是，海陆丰人不懂客家话而能自称“福佬客”，踊跃参与属于客家各籍贯联合体的海珠屿大伯公庙，以至参加客属公会，就不是单凭方言群划分可以解释的。 再看原籍广东台山赤溪的叶观盛，他一路从芙蓉追随叶致英到吉隆坡支持叶亚来，参与了吉隆坡惠州公司的创办，以后又成为第三任领导；以后1960年代，森美兰惠州会馆沙都区协理钟夥保等，也是赤溪人。森、雪两地会馆都有赤溪先民参与，只能说明在“惠州”的大概念下的成员，不一定要拘泥于惠州原籍，而是并肩作战和历史渊源为缘，传到子孙后代，就会出现“惠州赤溪”的原乡模糊。反过来，和叶亚来对敌的张昌以及张昌领导的那批惠州人，就不可能参与叶亚来在1864年成立吉隆坡的惠州公司，他们另外以“刘关张赵”公司为主体，和嘉应州人结盟。 客家人在南洋垦殖，是在地方法制不明、也缺少社会秩序的蛮荒之地发掘财富，内有实质的权能义务与财力分配问题，外有远近围观的地方土侯与外国势力，在新土地更须以乡情作为互相团抱的渊源。各地客家人组织“公司”，其原意实为“公共之司（机构）”之意，是先辈对于对内协调、对外交涉的自治组织称呼。其中也有较文雅的另外称法，如槟城嘉应会馆留下的祭祀器物，也有刻上“仁和社”的。 早期的一些同乡公司，都是跨地域的组织。槟城是19世纪东南亚最兴旺的港口。当地惠州馆同治八年重修碑记上的人物是分布内陆其它各地，增龙会馆尊奉的郑景贵在霹雳采矿，还有嘉应会馆历任的信理有多人是来自内陆的矿商。公司所在的地点其实是大批成员聚散以及休息生养的中心。如此，公司的实质硬体建筑被称为“馆”的意义就很明显，馆即“客舍”之意，而“馆驿”则所以供张行旅。“公司”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