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抓捕日谍时为何要脱下他们的鞋子.docVIP

抗战时期抓捕日谍时为何要脱下他们的鞋子 　　本文摘自凤凰卫视7月20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1937年7月北平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日本近卫内阁宣布向华增兵，中国抗战爆发，此时日本对华间谍战也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抗战爆发之后，中日首场大规模军事较量发生在上海。当时日军欲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蒋介石则是调集了全国的军队要在上海和日军一决雌雄。然而战争尚未打响，一场情报大战却先在这座东方大都会展开了。1937年8月9日，驻上海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以及一等兵斋藤要藏驾车冲进了虹桥机场，被守备的中国保安团击毙了。这一事件被称为是“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据后来查明，虹桥机场的事件就是因为日军的间谍活动而引发的。原来按1932年“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只有两个保安团和一个警察纵队来维持治安，形同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为和日军决战上海，曾经密令驻扎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派兵潜入了上海。当时张治中派了一个团的正规军，士兵穿上了保安团的服装，乘火车潜入了上海，并且秘密进驻了虹桥机场和龙华机场。但是这一个行动还是被嗅觉灵敏的日军间谍察觉了，最初日本派出了间谍扮成了抄门牌的人，被卫兵抓住之后，脱下他们的鞋发现其大脚趾岔开，那么这是日本人因为穿木屐所形成的特有的生理标志。此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又派了中尉大山勇夫等等驾车探秘机场守卫的真实身份，被卫兵开枪击毙了。而这些卫兵正是化装成保安团的中国的正规军。 　　解说：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聚集了来自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的族群，既是闻名遐尔的东方大都会，也是国际间谍之都，日本作家川合贞吉曾这样描述，“上海是国际间谍之都，情报体系错综复杂，有的人与华盛顿有染，也有的人与伦敦、柏林、莫斯科或东京有联系，仅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构就有陆军、海军、东京警署、外交部、司法部、台湾总督府、高丽总督府，它们都有独立的机构，相互竞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增兵华北后，上海也是危机四伏。 　　荣维木（学者）：日本侵略中国，“七七事变”之前（有）两种形式，一种我们叫做是蚕食。“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军越过长城，然后势力进入华北，它这个叫蚕食，一步一步地来。那么1937年以后，那个叫做鲸吞，就是全面的叫鲸吞。 　　解说：1937年8月9日，上海发生了“虹桥机场事件”，驻上海丰田纱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等驾车密探虹桥机场，被化装成保安团的中国士兵击毙，这一事件成了“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后，上海市长俞鸿钧为避免事态扩大，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交涉。但冈本怀疑，中国正规军已潜入上海，要求上海市政府将保安团撤出机场，这一要求被俞鸿钧断然拒绝。此后双方虽继续谈判，背后却加紧调兵，就在这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时上海市政府设在市中心，市长俞鸿钧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北四川路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如芒刺在背。为防不测，他下令把市政府情报档案转移出去，但搬运时却发现，这些档案全部失踪，替代的是一堆白纸。 　　上海名医陈存仁在《抗战时代生活史》中这样记述，“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为了躲避日本人监控，俞鸿钧又带着十几名亲信及卫士秘密搬到法租界白赛仲路一栋小楼办公。没想到他上午搬进法租界下午就被日本同盟社披露出来，陈存仁这样写道“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此后不久南京方面给俞鸿钧的私人密码公文又被破译出来，刊登在日本同盟社的参考资料中，俞鸿钧吓坏了，经调查发现泄露情报的是自己的法文秘书耿嘉基。 　　白孟宸（《兵器》杂志编辑）：日本当时在上海的实力实际上是比较大的，上海政府的这些相关秘书，包括后来的这个殷汝耕，那么这个（殷汝耕）当时在当上海市政府，好像是日文秘书，那么另外有一个就是法文秘书耿绩之，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是上海黑白两道，尤其是跟这个法租界相关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人物。 　　解说：耿嘉基字绩之，除在上海市政府任职外，还曾在法租界公董局及法巡捕房当秘书，是当年上海滩一位黑白通吃的人物，当时上海新闻界的金雄白回忆，“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其实耿绩之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被日本情报机关收买，“淞沪会战”时，他除向日本人出卖情报外，还在日军占领上海后，与后来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颇为近乎，被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