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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秦汉史史料 第一节概况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 年），结束了战国以来诸侯称雄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秦二世时，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导致秦政权瓦解。经过数年的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于汉五年（前202 年）即皇帝位，此后一直到东汉覆灭，其间虽然有过激烈的政治动荡，但长时期保持了统一局面，政治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汉朝初年，统治者采取比较宽缓的“休养生息”政策，经过农民的辛勤劳动，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由凋敝走向复苏，武帝时呈现繁荣景象。“都鄙宜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拒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西汉昭、宣帝时期和东汉前期、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战国时期相比，两汉的经济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牛耕、铁制农具普遍推广，兴办了一系列水利工程，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赵过的代田法。亩产量有所提高，垦地面积日益扩大。据西汉末年统计，当时全国耕地面积达到八百二十七万多顷，东汉和帝时有七百三十二万多顷。商业和手工业伴随农业的发达而兴起。　　 　　与此同时，统治者逐渐意识到文化学术的重要性，比较重视史书的编写。这在客观上有利于秦汉史著作的产生。秦始皇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曾颁令焚书，禁绝私学，又加上立国时间短暂，因此，秦代没有留下可令人称道的秦史专著。楚汉相争，项羽入据咸阳，秦宫室被付之一炬，博士官典藏的图籍化为灰烬。汉高祖仍不大看重文化学术。陆贾常向他讲说《诗》、《书》，他斥骂说：“ 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讲述了一番古今成败的教训，他才改变了态度，告诉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从此，最高统治者改变了对待文化学术的冷漠态度，越来越注意文化学术的作用。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此后西汉诸帝固守其法，时有修补。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史学似乎还来不及给予更多的注意。司马迁修《史记》，为一代史学壮举，汉武帝却没有直接干预。到了东汉，最高统治者继续崇尚儒学，同时，改变了西汉皇帝基本上不过问修史工作的状况，开始直接插手其事。班固后期撰写《汉书》，就是奉了明帝的命令。其它如《东观汉记》、《汉纪》等书也都是皇帝下令编写的。最高统治者如此重视史书的编写，其目的固然在于颂扬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总结历史经验，作为巩固封建政权的借鉴。但这也为撰写史书提供了便利条件，使撰史人能够运用中央政府收藏的大量图籍，搜集丰富的史料，把一些翔实的材料经过整理记录下来，从而提高史料的真实性。《汉书· 地理志》详载各郡国的户口数字，如：“京兆尹，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在当时条件下，班固根本没有可能靠个人的力量作出这样精确的统计，只有看到中央政府的档案，才能记下如此具体的户口数字。 　　政治上的长期统一和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进步，不但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它奠定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加之最高统治者对文化学术日益重视，又有前代文化遗产可资吸取和借鉴，于是逐渐培育出了一批学者，其中对当代和后世发生过较大影响的，如哲学思想领域的董仲舒、王充，史学领域的司马迁、班固，文学领域的枚乘、司马相如，农学领域的 胜之，目录学领域的刘向、刘歆等，都曾著书立说，留下了有关秦汉史的史料。后来出现的秦汉史史料，也多受秦汉学者的影响。秦汉史史料，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就文献资料而言，有几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一）史料范围扩大，种数增多。西汉时虽曾出现了《史记》这样的不朽著作，但史学领域还没有形成著书立说的社会风气。《汉书· 艺文志》本于刘歆《七略》，它把群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六类，史书还没有成为一个门类，《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续太史公七篇》、《汉大年纪五篇》等，一律附于六艺《春秋》家之后。这一情况说明西汉史学著述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东汉时情况有了变化，史学著述呈现初步繁荣景象。史书类别比战国时期明显增多，在纪传体史书之外，还有编年体史书、杂史、起居注、载记、史钞、史评、故事、职官、仪制、刑法、杂传记、地理、谱系、簿录等类别的史籍。史籍的种数也很可观，据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著录，东汉共有史部书一百九十六部，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两汉史。东汉以后，又有不少人致力于汉史的撰述，增加了汉史史籍的数量。晋荀勖据魏郑默《中经》更著《中经簿》，总括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列史书于丙部，在目录书中成为新的门类。这与两汉史史籍的增多不是没有关系的。遗憾的是，这些史籍流传下来的仅寥寥数部。虽然如此，其史料范围的宽阔和丰富程度，也是战国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二）出现了史学巨著。秦汉王朝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