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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牟利、爱智慧与僭政? ——柏拉图《希庇帕库斯》疏解 蒂普敦（Jason A. Tipton） 著 乔戈 译 李致远 校 引言 僭政现象，政治哲学应该始终把它放在自己的范围内加以审查：政治哲学应该尽力理解僭政得以产生的条件，以便在遭遇僭政之时把它认出来。 倘若政治哲学关注的是检审并保存哲学赖以兴盛的条件，那么，政治哲学就必须将其注意力转向僭政。苏格拉底式的哲人们就表现出了对僭政的关注，他们不但研究僭政的本质，而且还经常不顾自己的安危、冒险跟僭主及潜在的僭主（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狄俄尼索斯[Dionysius]、克里蒂亚[Critias]、亚历山大[Alexander]）交锋。 柏拉图的《希庇帕库斯》（Hipparchus） 或名《爱牟利者》（The Lover of Gain），这篇对话一开始就令人惊讶：它藉以命名的，不仅是某个不在场的人，还是一个死了很久的雅典僭主。在《希庇帕库斯》中，苏格拉底同一个始终匿名的同伴讨论了“爱牟利”（the love of gain / φ?λοκερδ??）。 一般而言，柏拉图诸篇对话的名字要么来自它们的主题（《王制》、《法义》），要么来自在场的某个人（《查米德》、《阿尔喀比亚德前篇》、《克里蒂亚》）；鉴于此事实，有关匿名的同伴，只有把注意力放在这篇对话藉之得名的那个人身上。 对爱牟利的论证分为两个阶段展开，这两阶段之间插入了一段关于雅典僭主希庇帕库斯（庇西斯劳图斯[Pisistratus]之子）的题外话。对一些读者而言，把希庇帕库斯引入谈话让人觉得十分意外和沮丧。兰博（Lamb）发现，谈话内容与题外话之间在联系上存在最大的张力： 苏格拉底证明了：利益（gain）不是由无价值（worthless）的事物构成的，并且利益也不同于好处（good）。之后，苏格拉底讲述了希庇帕库斯在雅典明智而仁慈的统治，也讲述了那场置他于死地的阴谋的起因。这段题外话虽然为整篇对话赋予了题目，但与那番谈话的联系却只有一条细微的线索——即希庇帕库斯为了教诲人们而在路边刻下的箴言之一——“莫欺骗朋友”：这条箴言跟任何争论的主题都无关，而仅仅跟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之间的一个暂时性差别有关。 我们当然不该那么快就将这个冷静的观察弃之不顾，但是，对话的任务是理解“爱牟利”，关于雅典僭主的讨论怎么会有助于这一任务？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力图把这篇对话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解释，并把题外话融入这种解释中，我相信，这不仅富有成效而且是必要的。苏格拉底认为，一部构思巧妙的艺术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参《斐德诺》264b、275d），如果这篇对话仅仅像兰博在导言（为这篇对话所作）中承认的那样，不具有更多的统一性，那么，这篇对话就肯定达不到苏格拉底的上述标准。 于是，问题就来了，僭主希庇帕库斯想要牟得（gain）什么呢？ 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雅典人大概已经熟悉任何版本的庇帕库斯故事。人们普遍认为，哈莫迪乌斯（Harmodius）与阿里斯托吉通（Aristogeiton）暗杀希庇帕库斯是雅典民主战胜僭政的开创时刻（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1a 37；柏拉图，《会饮》182c）。 修昔底德在自己史著的一开头就引出了这个故事，不过，修昔底德是把它当作一个例子，以便说明流传下来的传说没有得到任何批判性的反思（《战争史》1. 20）。后来，为了证明“雅典人在记叙他们自己的僭主和他们自己历史事实的时候，并不比世界上的其他人准确”（《战争史》6. 54），修昔底德又回到这个故事上，详细叙述了导致希庇帕库斯被暗杀的种种事件。 修昔底德采用了一个柏拉图式的比喻，评论到，很少有人愿意或者能够质疑他们生活其中的洞穴中的种种意见。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到革命的原因和特殊政体的保存方式，就在这个语境中，他讨论了希庇帕库斯以及围绕希庇帕库斯被暗杀的若干事件（1311a 35）。在《雅典政制》（Athenian constitution）里，亚里士多德把希庇帕库斯说成“喜欢儿童游戏[παιδι?δε?]，一个好色之徒[?ροτικο?]和爱慕诗人的人[φ?λ?μουσο?]”（《雅典政制》ⅩⅧ）。这种描述竟与柏拉图《希庇帕库斯》中出现的形象十分相似，不过，假若亚里士多德当时事实上参考了这篇对话，那也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 关于希庇帕库斯的死，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不同的说法：柏拉图好像要与修昔底德展开一场对话，此外，亚里士多德似乎在关于僭主的心性和颠覆僭政的激情上，同前两位进行某种对话。 在讨论到阿尔喀比亚德的语境中，修昔底德引出了希庇帕库斯传说，从而为这个传说的意义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雅典人认为，阿尔喀比亚德比任何人都更像一个潜在的僭主。人们也许会纳闷：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交往——正如柏拉图在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