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荐).docVIP

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 　 [摘 要]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项富有积极意义的制度创新形式，但在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民主与科学的对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博弈，提示我们需要做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辨证的理性思考。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于民主的实现，包括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作用；工具理性的追求在于选拔手段和工具的科学性以及选拔结果的有效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考问与鞭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话与博弈，必将推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这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创新形式进一步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道路。 　　[关键词]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民主；科学 　　无论是康德（Kant）的道德哲学关于“假言命令”与“定言命令”两种形式的划分，还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基于社会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区分，都是强调人的行为以及行为者的理性选择问题，也都是以目的、手段、信仰等相关概念来解释人的行为。只不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划分在解释现代人类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更好的穿透力而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而已。特别是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推进，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更多的是工具理性排斥价值理性的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不安和警觉。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官员选拔任用的变革及其制度创新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在我国，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项富有积极意义的制度创新形式，但在实施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民主与科学的对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博弈，提示我们需要做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精当的理性思考，以回应现实给我们提出的种种疑问。 　　一、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价值理性考量 　　根据韦伯的界定，价值理性追求的是对行为固有价值观的纯粹信仰，而不在乎行为本身所采取的手段和所达到的目的。一般来说，持价值理性的人更加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并不计较相应的手段和后果。现代政治文明所秉承的价值理性“关注政治制度、政策与政治思想、文化、价值观基础的相应性，即政治制度的假设与改革必须与相应的政治思想、价值观的培育相结合。”[1]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追求是民主，作为政治文明基本内涵之一的掌握公权力的官员的选拔任用也应该体现民主的价值追求。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制度创新中，民主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在我国现行宪政构架下必须坚持和弘扬的基本价值理念。但从各地已经实施的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的实践来看，民主的价值追求与现行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制度的契合问题还存在比较大的发挥和发展空间。 　　1.公开选拔与人民民主 　　根据宪法，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逐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的实质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力，这其中当然也是关键应该包括掌握公权力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在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贯彻人民民主权力方面还有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必要。按照现行的《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工作主要包含6个基本程序：（1）发布公告；（2）报名与资格审查；（3）统一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4）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人选方案；（5）党委（党组）讨论决定；（6）办理任职手续。其中，实质性发挥作用的主要是考试、考察和党委讨论决定几个关键程序，体现人民参与的民主权力也应该在这样几个阶段得到很好体现。从理论上讲，考察是集中民意、反映民意、体现民意的最好手段，党委讨论决定也是党的一级组织代表人民选拔人民公仆的有效形式，但实际操作中的一系列做法使得考察结果甚至党委讨论决定并不能达到理想化的效果，如小范围或有选择性的考察难以反映真正的民意、民主测评中的帮派体系或拉票现象、组织部门任用建议不能很好代表民意、主要领导导向党委讨论结果等。当然，这些情况在其他形式的干部选拔任用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作为被人们寄予厚望的领导干部公开选拔，民意的体现、民主的贯彻自然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人民论坛杂志《千人问卷》调查组联合新浪网、人民论坛网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网友有效答卷2295份、不同职业人士的受访答卷239份总计2534份，结果显示，51.3%的受调查者认可公开选拔干部过程中的公正程度；92.6%的受调查者认为应“提高民众在干部任用中的话语权”；42.6%的受调查者认为，最应当破除封闭式、神秘化的选拔[2].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公开选拔是认可的，但干部选拔中的体现民意、反映民主是普遍的呼声。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干部选拔任用，公开选拔可以在面试阶段更好地体现民意、更好地发扬民主，这其中包括采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担任考官，群众评委参与打分，面试过程的媒体现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