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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本文——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批判 （〔美〕Ｄ·Ｃ·霍伊　萧俊明译） 哲学史，或许如同诗歌史，尽管并非始终在进步，但却由于一位思想家对一位举足轻重的前辈的解释和批判而经常发生变化。耳熟能详的例子有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解释与批判，贝克莱对洛克，康德对休谟，黑格尔对康德，以及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批判。后来者对前人的读解是否是一种曲解，曲解是否不可避免，这是难以断定的，除非这样一种判断本身就是绝对确定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的阅读理论的任务就是要去说明曲解（misreading），但又不做出与种种导致以前的扭曲的承诺同属一类的本体论承诺。这类承诺之一是“形而上学”的信念，亦即认为当前的读解把握了不容置疑的真理，而先前的曲解之所以为谬误是因为未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解释和批判是否是哲学史的最新发展，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后结构主义阅读理论可否达到完美之境，因为德里达的文字（écriture ）理论实际上是建立这样一种理论的尝试。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on）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分解”，后者最初在《存在与时间》中宣布的对本体论（存在论）历史的分解是要去产生一种可以克服这一传统的更为基础的本体论，而前者的目的是要拆除一种书写和思维风格，以便在无意以更为合适的风格取而代之的情况下看它如何产生作用（或就传统哲学而言，看它如何不产生作用）。据称，海德格尔的分解的规定性主旨是要在“存在的真理”恰恰是应该被解拆的东西时去遮蔽对它的本体论承诺。德里达的解构则不是另一种反倒要被悬置起来的本体论。作为一种游戏式的反讽形式，它是非规定性的，仅允许以前的形而上学解拆自身。 在德里达对哲学和文学作品的许多解构中，无一比对其自己的父辈的解构，亦即对海德格尔的分解本身的解构，更有意义。此外，由于从事这项克服形而上学的计划的前辈是尼采，所以德里达的范式问题在于解构海德格尔对尼采的分解。任何后弗洛伊德主义者都可以看出，这一问题的成功解决所产生的效果是把一位有威胁的父辈废除，而用一位不爱指责更善游戏的祖父取而代之。当然，对于这一点的认识，任何人都不如德里达本人。 由于一位好的精神分析学家对分析对象的自我分析总是持怀疑态度，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对德里达提出挑战并不违背解构的内在约束。因此，　　　我打算回到德里达的随笔《靴刺：尼采的风格》（Spurs:Nietzschés Styles）。〔1〕D.艾利森的评论对这篇随笔已作了相当的阐发，并对那些反对海德格尔的论点和被称为解释学的哲学立场提出了质疑。接下来，我的意图在于捍卫解释学而反对解构并意在指出，解构虽然是理解和解释的解释学循环中一个重要环节，但仅仅是一个环节而已。我的目的是要把德里达的含混不清、转弯抹角的话语转译成可以引起那些保卫德里达和现在想反对德里达（如果我的翻译手册适用的话）的人们去深思的论点。 一、解构的理想：没有可确定的意义 《靴刺》中的一条脚注提醒我们想到，德里达并不是第一次探讨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读解这一问题。按照海德格尔的读解，尼采是一位在攻击形而上学时代的活动中却无意识地陷入形而上学的思想家。《文字语言学》一书指出，要使尼采从海德格尔的读解中解放出来，不能单纯地去保卫尼采，而是要让这种读解达到其自身的限度，一旦超越这个限度，尼采的本文所具有的独特陌生性将自行显现出来。〔2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海德格尔未能感知到这种陌生性，其本身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分解未能超越形而上学时代。德里达认为，尽管海德格尔努力避免对一个终极的形而上学实在作出任何承诺，但是他关于存在及其占有的在场的谈论却包含了这样一种形而上学隐喻。事实上，恰恰是海德格尔的语言理论暴露出他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困境。《文字语言学》意在指出，任何由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不可还原的二元性构成的符号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幻觉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幻觉认为，一个符号必然是某物的符号，语言为了能够表达真理而需要这种指涉性。于是，德里达在《文字语言学》中对海德格尔展开这样的批判：海德格尔和解释学错误地认为一种语言理论必然包含一种真理和指称理论，并且错误地认为尼采事实上看到了这一点。德里达告诉我们说，去构想一种替代的理论（正如他试图去构想踪迹和分延的概念）将是一种“困难之思”。〔3 〕《靴刺》汲取了这种思想对于海德格尔读解尼采的方法的意义，在汲取中不仅产生了一种适用于读解所有本文的理论，并且产生了一种关于任何理解、解释和沟通之可能性的条件的理论。 解释学恰恰是关心这种理论的哲学领域，但德里达提出了与解释学对立的观点。德里达尤其强调这种对立，为此他从尼采的遗作中选了一段可作为范例的本文，认为这段本文必将挫败解释学的阐释者。这个“本文”只是一个纸片，是与其他显然是毫无关联的便条一同被发现的，尼采在上面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