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儒学资源的再生研讨.docVIP

乡土儒学资源的再生 (吴重庆) 一、 引子：儒学还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形态吗？ 　　在日益盛行的世界文明对话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地反问自己：儒学还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形态吗？如果儒学仅是一种历史的文明，当然并不妨碍世界其它文明与儒学的对话，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也完全可以从与儒学的对话中吸收到异文化的资源和智慧，但是作为历史文明形态的儒学自身，则在这样的文明对话过程丧失吸纳异文明的能力。这样，所谓的“世界文明对话”对儒学来说仅是一种陪同他人“对话”的学术活动而已，如果我们真把“世界文明对话”当作再造儒学文明的努力的一部分，那么，在倡仪和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时，关注中国乡土儒学资源的再培育，重新焕发儒学的生机活力，则显得尤为迫切。 二、乡土儒学资源的流失过程 　　从内乱频频的二十世纪初年起，中国的乡土社会即已开始动摇，其根本原因是乡村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致使民生凋敝，科举制的废止断了乡土儒学资源的根脉，而激越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乡土儒学面临深重的合法性危机，乡土儒学原有的规范举止、维系社会、提升生活的功能渐趋丧失。1929年，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景汉率领一个调查组，到晏阳初先生正在开展平民教育的河北定县做调查，结论是“民族衰老，传统动摇，经济破产，问题丛生”。费孝通先生后来在《乡土重建》一书中对当时中国乡村的状况作了更精确的描述，他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但在过去百年中不断受到冲洗，结果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当时，有实践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乡建运动”，晏阳初先生认为，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重心，乡村运动将肩负民族再造使命。陶行知先生更是立下“一心一意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的宏愿，并排除万难，意欲“筹措一百万基金，征集一百万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理念上自觉把“乡建运动”与乡土儒学资源培育结合的是在山东邹平实践“乡建”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坚信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将此思想注入真实的民众生活中去，才能发挥效用。他认为，都市是西方文化结晶，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乡建运动就是文化运动，乡村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基点”。 　　毕竟，知识分子的热血心肠抵不过革命洪流的冷酷无情，“乡建运动”的声音终被淹没于革命的号角中，“乡建运动”无疾而终。道理很简单，革命需要随时随地的紧急的政治动员，需要造成轰轰烈烈的摧枯拉朽的气势，而一切地方性的次生制度、家族文化以及沉淀于乡土社会的儒学资源都将妨碍革命意志的贯彻而被视为实现全民政治动员的负面因素并遭清除，所谓“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景”。革命时期的人们对此曾深信不疑，但是，社会的构成与维系，不比作画者可尽情泼墨挥毫。“文革”结束，意识形态渐从日常生活领域退出，此时人们终于发现支撑与维系社会运作的资源（或称社会资本）几近枯竭。 　　不过，人们刚送走了“革命化”岁月，却又迎来“市场化”年代。从八十年代开启的“市场化”，事实上是在中国社会的治理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为了牵引社会运作于不坠而所能运用的最后的杀手锏。那就是释放人的逐利本能，让全民投身于逐利的狂潮而无暇他顾。犹如一列飞驰的火车，在牵引力的作用下，即便车上多么无序，乘客也不至于东歪西倒。我们或许可把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的过程称为“以发展代替治理”的过程。而“以发展代替治理”的实质是：主政者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号召全民逐利而放弃了社会治理的职责，而由此造成的社会无序和道德低落被轻描淡写为“发展经济的代价”并将之归咎于“市场化”。结果，人们日渐富裕了，但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也已君临一切，并重新梳理和编织了乡土中国的社会网络，中国乡土儒学资源在“市场化”时代经历的洗劫并不比“革命化”岁月轻微。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经了二十余年，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余地已越来越小，普通百姓获利的空间和机会也大不如往日，“以发展代替治理”的策略日渐失效。这使主政者意识到必须认真面对社会的治理问题，于是就有了“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社会舆论和主流媒体在“国家”与“法制”观念的主宰下，无不天真地以为此乃实现善治的不二法门。但如果执法的资源无法及时而足够地供给乡村社会，企图以“破旧立新”的气慨在乡村建设所谓的“法制社会”，毋宁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在堆砌“烂尾楼工程”，其对乡村社会的危害，对渐在复苏的儒学资源的摧残，将是无可避免的。 三、 乡土儒学资源的现状 　　为了说明中国乡土儒学资源的现状，我想提出两个说法，一是“低关联度乡村”，二是“无主体熟人社会”。 　　先说“低关联度乡村”，这个说法是我在华南乡村从事村委会选举调查时得出的。“低关联度乡村”的村委会选举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民间领袖缺席，吸纳能力低下。由于民间社会的舞台极其狭窄，一个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外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