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勇：掷地有声还高举轻放？——评葛兆光《宅兹中国》.docxVIP

姚新勇：掷地有声还是高举轻放？——评葛兆光《宅兹中国》 一 引言 　　葛兆光先生的《宅兹中国》无疑应该是重要的，因为他以广博的视野、丰富的知识，试图回应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质疑与挑战。葛先生将这一挑战的来源大致归纳为五个方面：一“区域研究”所引出的对中国同一性的质疑；二由“亚洲思考”而来的“消融中国中心观”危险；三台湾中心观的“同心圆理论”；“蒙元与大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五后现代历史学的“复线历史说”[①]。葛先生把这五大方面的挑战基本界定为有关“中国学”研究中新的学术潮流或说范式的变化。但是就所涉诸观点背后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势力来看，其实中国合法性问题的压力源远非单纯学术性的，而是或许可以概括为来自于五个方面的内外压力：一是传统的西方（包括日本）反华或恐华势力的压力，或可称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压力；二是包括西方左翼在内的后现代、后殖民批判话语的压力；三是台独、疆独、藏独乃至蒙独分裂力量的冲击；四是近十余年来国内日渐高涨的文化多样性“政治正确”及少数族群民族文化本位性的诉求[②]；五是国内日益增强的社会矛盾及政治民主化改革诉求的压力[③]。虽然这五个方面并非是作为天然统一战线向中国施压，其实其中的某些力量还是冲突性的，比如后现代、后殖民批判话语的原初目标就是指向资本主义西方的，但是它们却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的作用下，一起构成了对于中国国家合法性的严峻挑战。尤其是来自于内部族群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压力，更使得中国不再可能如以前那般置国际中国学、后殖民理论的挑战于不顾，必须尝试从学理上进行回应，从而让中国从“殖民帝国”、“内部殖民主义”、“专制极权”等等的道德审判上解脱出来，稳固或重建中国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基础与道义基础[④]。 　　当然，葛兆光先生并不是孤身奋战，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投入到了这一“保卫中国”的学术战役上[⑤]，而葛先生的《宅兹中国》则被张隆溪先生视为此类言说所中的极为重要的成果，所以对于《宅兹中国》的解读，就具有了标本性的意义。 　　张先生对《宅兹中国》评价很高，认为“它突显了中国学者的立场”，具有为中国“‘聚共识、确立认同’的重要作用”。而其论述之所以能够令人信服，“不仅是因为有明确的立场和情感，而且更是因为有充实的文献和史料，有严密的逻辑和清晰的思路，有问题意识和把握学术动向的敏感，有理性的分析和论述”。“无疑是当代中国学术一个相当成功的范例，不仅为我们提供知识，而且刺激我们去深入思考”。所以张先生“相信《宅兹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的学界，都会引起反响，在重大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⑥]。 　　然而果真如此吗？反复阅读《宅兹中国》，我感觉葛先生的广征博引、侃侃而论，未必尽如张先生所言那般掷地有声，相反却好像存在着不少或暗或明的重大回避，大有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之嫌疑。欲以不信，请看下文分析。 　　二 “想象”抑或“实体”？ 　　《宅兹中国》所论的知识领域虽然非常广，但其核心论点则是，中国历史悠久，与欧洲和其他亚非地区的民族国家不一样，它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实体性的历史存在。“中国”这一概念至少早自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就已经出现，“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分裂，但因为一是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经历了秦汉一统，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政治、文化与传统却一直延续，所以既无所谓传统‘文艺的复兴’，也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⑦]。退一步言，如果说一以贯之的中国也经历了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的话，那也早在宋代就已经完成，而且是在远远流长的汉文化儒家文明的引导下完成的。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或近世中国的诞生，要比安德森所说的十八世纪才开始的世界性的“想象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发生史早七百年之久。因此实体的中国与那些“想象的”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所谓的被“复线历史”所困惑的“虚假的同一性”的民族国家历史编制等，统统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⑧]既然如此，葛先生既不讳言自己的思考与中国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对自己的客观性信心十足，好像自己并不是在进行话语建构，而是在进行历史事实的陈述或再现。 　　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相当的历史差异不假，但这种差异真的形成了“历史实体”与“想象虚构”那样大的差异吗？葛先生是否片面地理解了安德森所谓的“想象”或杜赞奇的历史复线说？ 　　《想象的共同体》几乎是在一开始就批评了盖尔纳“太热切地指出民族主义其实是伪装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发明等同于‘捏造’和‘虚假’，而不是‘想象’与‘创造’。在此惰形下，他暗示了有‘真实’的共同体存在，而相较于民族，这些真实的共同体享有更优越的地位。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