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宝-许哲.docVIP

新加坡国宝－许哲居士的故事许哲1898年出生在中国广东汕头一个穷人家庭。按照过去的传统，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要求照顾家务而不是去读书。许哲渴望读书。当她抗议她的小叔握笔而她却要拿扫帚时，别人告诉她，女孩子是不该读书的。扫帚与笔的强烈对比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成为她自强不息的动力。 　许哲的母亲是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我妈妈很好。假如有人来向我们乞讨，我妈妈就毫不吝啬的将我们要吃的饭，高高兴兴的拿给他们吃。我们做子女的觉得妈妈做得很对。见到乞讨的人吃饱饭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许哲说，“我妈妈就是这样子，我长大了也这样。我妈妈 104岁，在没有任何病痛的睡眠中安详过世。” 　　对她而言，生活是从她二十七岁时，她母亲带着她和姐妹及弟弟到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教会做清洁工才真正开始的。 　　她解释说：“我不想一辈子当清洁工，因此要求修女让我与孩子们一起学习，她们同意了。” 　　她一边做清洁工一边学习英语，四年后，她通过了剑桥高级考试，具备了基本的读写知识。 　　后来，她闯荡到香港做工，依然是一边做工一边上夜校学习英语，掌握了速记与打字的技能，并终于找到了一份速记员的工作。　　在工作和学习之余，她还为一同做工的工友争取公平。她捐钱建立贫穷人协会之友，帮助无家可归者、穷人、残疾人与被遗弃者。从此走上一条终生致力于服务社会的道路。1937年，许哲来到重庆，成为一家德国新闻社的秘书。 　　当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因为德国老板的关系，许哲还曾经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发英文新闻稿给《每日电讯报》、《曼彻斯特卫报》、《新闻纪事报》等英、美媒体。那一段日子，许哲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当时，一般人平均月薪是二十元，许哲却已经领取一百五十元的高薪。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英国的救伤队来到重庆。这是一个反战的和平组织，成员里大都是一些十七八岁、正在服兵役的男孩。这些初次离家的大孩子置身在一个语言不通、人地生疏的异国山区，生活很不适应。因为许哲能说英语，他们便希望许哲能到救伤队帮忙。 　　许哲了解到，这是一个反战的救难组织。于是，她毫不犹豫地辞去原有的高薪工作，加入志愿者行列。在救伤队里，许哲扮演起“母亲”的角色，为那些离乡背井的大孩子们充当翻译，并且为他们打扫、煮饭、洗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也是在那时，她爱上了一名同为志愿者的丹麦人，她几乎要放弃永不嫁人的誓言。 　　1945年的冬天，许哲正在上海。她那时衣着光鲜，刚从一群英国朋友款待她午餐的时髦酒店里走出来。这时她看到一个乞丐。“面黄瘠瘦的一个男人，几乎支撑不住了，靠在墙上。”许哲回忆说。这个乞丐向她要几分钱买面包果腹。许哲想：“如果人是同一造物主创造的，这个男人就是我的弟兄。我在那儿做什么呢？我在富丽堂皇中大吃大喝而我的弟兄却在挨饿！”所以一回到住处，她就把口红、胭脂、指甲油通通扔掉。那是许哲人生的一个新起点，从此她就无忧无虑了。” 　　1945年是许哲人生的转折点。她目睹了许许多多伤残人和穷人的痛苦，激发起她为他人服务的决心。当时，英国伦敦护士学会在重庆招收学生，但要求年龄在 17岁-25岁。许哲已超龄。她就找到该学会的负责人，表达了她学习护理专业的渴望：“我报读护士课程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照顾那些病人和穷苦人。”她的真诚心终于感动了对方。她于战争结束后赴英国参加培训。 　　到了伦敦后，许哲的男友与她约定在伦敦见面，但途中飞机失事，男友不幸遇难。许哲付之一笑：“我想这是上天的安排，否则也许就半途而废了。” 在伦敦，她花费八年的时间学习和培养自己的护理技能，并同时加入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IVSP），周游欧洲帮助病人和穷人。毕业后，她就在英国一所医院工作，月薪17英磅，扣除房租和简单的生活费，每个月都会存下10英磅。这笔钱也全用来帮助穷人。 　　1953年，她应一家德国犹太难民组织之邀，到南美洲的巴拉圭的一所慈善医院当义工。当时，她没有要求任何薪酬，只要他们答应她一个条件——免费为穷人看病。医院只有三位医生，许哲是医院里唯一的一个护士，工作格外繁重。他们为两千多名难民服务，同时还接生过数千名巴拉圭儿童，并经常骑马访问病患。她所得到的报酬，只是食物与住宿。虽然忙和累，但她内心始终是愉快的。能将自己所学奉献在穷人身上，为他们减轻病苦，她感到很欣慰。 　　1961年，已离开母亲三十多年的许哲，突然收到母亲的来信。八十四岁的母亲在信中说到：“世界各地，到处都有穷人，妈妈只有一个。我老了，你回来吧！” 　　听到母亲的召唤，许哲从遥远的巴拉圭拉回到马来西亚槟城的家，照顾年迈的母亲。同时，她还出任马来西亚阿桑达（Assunta）基金会的负责人。 　　1963年，许哲携母亲来到新加坡和姐姐厄素拉同住。许哲从姐姐口中得知有一个穷人医院，从1910年创办至当年，没有一个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