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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证预言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越敌对关系的形成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Dynamic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agonism between U.S.A. and DRV during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汪堂峰 [内容提要]：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越敌对关系的形成本质上是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一个自证预言的实现过程。这一自证预言的起点是美国在难以确定越盟外交战略走向的情况下，基于将他者意图往最坏处估计的逻辑和防患于未然的考虑，主动将越盟定义为美国的敌人而非争取的对象。在此过程中，美国对越盟在越南独立运动中的“中坚”地位以及法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走向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过，这种认识没有成为美国实现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共处的依据，而是成为美国恐惧感产生的另一重要源泉和美国走上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敌对道路的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美越敌对关系的形成基本上来自于美国单方面的推动，来自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过度反应。事实上，美国早在1946年即将越南民主共和国视为敌人并开始采取相应的政策，而越盟则并未采取与此相对应的敌对态度。然而，由于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过分恐惧，为数甚少且“尚无实据”的有关越盟同苏联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的情报均成为美国政府自证预言的“确凿”证据。正是在这种自证预言不断得到“虚幻”证实的过程中，美国在1950年彻底地单方面确立了美越之间的敌对关系，从而最终完成了一个颇为特殊的自证预言的实现过程。 问题的提出 1945年8月，由胡志明领导的、以印度支那共产党为核心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1941年5月成立）借日本投降而法国殖民势力还未及时全面重返印度支那的有利时机， 在越南发动了全国性的武装总起义，并迅速获得成功。在此基础上，1945年 9月2日，越南宣布独立并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1946年1月6日，越南全国举行大选，3月2日，越南首届国民大会召开，产生了以胡志明为首的联合政府。 为了争取美国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在1945年9月2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大会上，胡志明即引用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词句作为越南独立宣言的开篇辞，以求获得美国的认同， 而武元甲在随后的发言中则表示越南人民已将美国视为自己的朋友，以便在感情上拉近同美国的距离。 此后，胡志明又多次致信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务卿，详细阐述了越南独立的正当性。 在1946年2月写给杜鲁门的两封信中，胡志明除陈述越南独立的各种理由外，还概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自独立以来取得的各项成就，以求获得美国的认可。 针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倾向，胡志明也千方百计地试图消除美国的顾虑。在1946年同国务院远东司东南亚事务科科长阿伯特·莫法特会晤时，胡志明坦陈，他知道美国不喜欢共产主义，但这也不是他本人的目标，如果他能在有生之年让越南获得独立，他就心满意足。为了寻求美国对越南独立的帮助，胡志明甚至提出可以将金兰湾作为美国的海军基地。 应该说，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印度支那的影响力、号召力以及实际的控制能力，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怀疑。早在1945年9月初，战略情报局主任威廉·多诺万就向国务卿贝尔纳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已经完全控制了印度支那。 在战略情报局9月17日的报告中，埃利森·托马斯少校报告说，新政府似乎受到了印度支那每省多数人的热烈支持。新政府的力量由于保大的辞职与退位而得到增强。 事实上，不仅战略情报局持有上述看法，来自国务院系统内部的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上述结论不仅适用于1945年的越南，也同样足以说明1945年之后的越南局势。在1947年6月14日发给艾奇逊的电报中，美国驻河内的总领事李德提请国务院注意，绝大部分越南人将胡志明政府视为越南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将视法国同意的任何一种选择为傀儡政权。 如果说上述判断并非出自美国决策层的话，1948年9月27日国务院关于印度支那的政策声明则足以说明政府高层也充分认识到了上述事实。在这份政策声明中，国务院认为，“虽然越南绝大多数人从根本上说不是共产党人，但当地人民中抵抗法国最活跃的因素是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该团体已经成功地发挥了其影响，而且实际上控制了目前抗法的所有武装力量，故而事实上掌握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权”。声明断言“法国现在正在印度支那进行一场绝望而显然必将失败的战争”，承认“我们同时也很清楚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胡志明是印度支那最强有力的、也许是最能干的人物。” 对于越盟的民族主义性质，美国政府也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在1946年12月写给国务院的信中，时在河内访问的莫法特即明确指出，“现阶段在越南掌权的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 而前述美国国务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