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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三坐标：遥望与感想 刘 平（山东大学） 最近两个月，我因为组织一批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历史人类学：中国经验与理论检讨》问题，读了不少相关论著，考虑了不少问题，动笔之际，适逢“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聊城大学召开，遂决定在参会之后再行动笔。在会上的一次大会发言中，我提出了近三十年来历史学视角与方法论发展的“三个坐标”问题，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回应。遂于会后对有关问题加以整理，以就教于学界。 所谓“三个坐标”，指的是社会史（深化为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新社会史”（发展为“新史学”）以及历史人类学（俗称“华南学派”）。 1986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1988年，我参加了第二届社会史会议，置身其中，深感社会史研究视角和方法乃是当时史学摆脱“危机”的不二路径。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中，社会史研究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由于本土社会史理论的缺乏和认识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论，但缺少理论培育；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门“社会生活史”学科，画地为牢），使得社会史研究百花争艳的同时，也给人一种“鸡零狗碎”的印象（这句揶揄之词系笔者在2004年社会史会议上发言中特别指出的）。许多学者“眼光向下”的同时，缺少“思维向上”的能动性。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史研究“碎片化”的进程逐渐被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所取代，“区域—整体史”、“国家—社会”、“文化关怀”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时至今日，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鉴于社会史理论色彩的缺乏，以及跨学科、跨国界对话能力的薄弱，知识资源外中国学研究社会史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2001年）吹响了“新社会史”的号角；冠名“新社会史”系列、由孙江、黄东兰与王笛分别主编的《事件?记忆?叙述》、《身体心性权力时间空间书写2004、2005、2006年）接踵其后。孙江认为，“新社会史”应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要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要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 也许是“新社会史”的框架过于狭小，杨念群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原本，为了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杨念群、黄兴涛等在2002年发起一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下册Jacques Le Goff的《新史学》、台湾的《新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新史学”学派能够把“深描”系统化（理论建构）、“解构”平民化，如是，其前途不可限量。 法国年鉴学派强调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勾勒出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路径。在中国，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受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华德英Barbara Ward）影响，由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Helen Siu）、刘志伟等提倡推动，历史人类学异军突起。与社会史的情况非常相像的是，历史人类学也一度遭遇是一门“学科”（至少在国外）还是一种“研究方式”的矛盾，但“华南学派”很快认识到有必要避免给历史人类学下定义，并坚持“历史本位”的历史人类学。历史学讲究时间，人类学讲究空间，有无文字、是否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式也是两者的差异。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这些差异逐渐弭平，形成新的学术视野，以及以田野调查为基调的个案、小区域、小空间等“微观史学”研究方法，目的是完整建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1991年，香港的蔡志祥与科大卫（David Faure）等人成立“华南研究会”，推动了历史人类学在粤港等地的展开与“华南学派”的形成。2001年2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提倡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力图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科大卫在《告别华南研究》一文中说，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限制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历史学研究的。在反对所谓宏大叙事的同时，选择了视角问题意识历史学本位本土化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mail： liuping0297@.com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