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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宽容民间信仰——专访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广网珠海3月9日消息　昨天下午，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历史人类学家陈春声来到珠海的文化大讲堂，给珠海市民带来一堂精彩的讲座——《民间信仰与岭南文化》。刚从日本回来的陈教授，时间表排得非常满，应本报记者请求，昨天中午，陈教授利用就餐时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问：怎样区分“民间信仰”与“封建迷信”？　 　　答：“封建迷信”是个政治名词，是在近代出现的，希望变革风俗的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政治家想开启民智，改造风俗；同样，“民间信仰”作为一个学术名词，也是近代的事情。其实是同一个事情，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工具在描述同一个事物——说白一点，就是老百姓的信仰和习俗。　　老百姓是不管你们知识分子怎么说怎么想就改变他们的风俗的。之所以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再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而已。“封建迷信”带有比较强的价值判断色彩，背后有政治性，最终是想“移风易俗”的；而“民间信仰”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它基本上是价值中立的，背后是承认民间信仰一定的合理性的，不是一味的批判，更不是革命，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改变，这是不一样的。 　　问：珠海很多村镇的祠堂、祖庙里供奉多种神的牌位，有天后娘娘，有药师佛，有关公，有武侯，有姜太公，还有贡献卓越的当地先人，可谓“众神和谐”。比如南屏的濂泉洞，当地人称为“濂泉胜景仙缘聚”。请您评说一下这种和谐的“仙缘聚”现象。 　　答：这种“众神和谐”的现象在岭南地区非常普遍。我1991年在韩江流域的樟林村做调查，当时吸引我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一个村就有四十多个庙。因为南方在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之前就有很长时间是有自己信仰的，而且一直保留了下来。　　民间信仰和系统性的宗教相比，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没有系统性，又因为没有系统性，所以它就没有排他性，所以所有神都可以在一起。不像有些系统宗教就非常排他。民间信仰强调它的功能，非常实用，生病了找药师佛，要考大学了，去找文昌帝君，想生儿子了就拜金花夫人或者送子观音……就是要“立竿见影”的那种实用，求完了甚至还忘记还愿，忘了就忘了，下次有事他还来求。　　和正统宗教相比，民间信仰的实用性还体现在它的“现世感”特别强，他求的不是其它宗教讲的“来世”，而是今世，是当下。 　　问：您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礼仪重建”的问题，请问，在此过程中，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旧有的“民间信仰”？ 　　答：好的礼仪是一个国家成本最低的社会管治。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不尽然，这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自信，我们也给外国人欺负，国内还有一场接一场的动乱，现在的问题是旧的破了，新的还没立起来。要建立和谐社会，先要降低整个政府的管治成本，所以，我们要重建礼仪。我们首先要去认真研究，不仅是岭南，整个中国都要研究，研究民间信仰的礼仪，注意比较有同情心的去了解老百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要理解，要宽容的对待民间信仰，然后把里边某些可以用的东西拿来用，把不好的东西把它控制住，是有利于国家和谐的。 　　问：在学术界，您被称为“历史人类学家”，请谈谈什么是“历史人类学”？ 　　答：人类学的传统是在南美洲、非洲以及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屿上发展起来的。传统上西方做学问就是读书，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初，有一批人就觉得做学问光读书不够，还需要实地做研究。他们中一部分人留在欧洲做研究，欧洲人有文化，他们就采用问卷的方式，这部分人就是“社会学”的先驱；还有一部分人就跑到他们的殖民地去了，由于本地没有文字，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历史，也不可能做问卷调查，发现只有两个东西他们可以做调查的：一个是仪式传统；还有一个是亲属制度，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妈妈是谁。由此创立了一门新兴的学科——“人类学”。　　当人类学做到有文字的社会的时候，尤其是做到中国的时候，发现原来的研究方法不够。早期人类学还有个“恐怖”的行规，你在一个地方做的调查在你死之前是没有人去核对你的调查的。有文字的社会就不能再用这种方法去研究了，这时它需要历史学的帮忙。　　但过去历史学也有自己致命的两个弱点：一是从来就只研究帝王将相，背后是英雄史观。而人类学不是，一上来就是研究最普通的人。二是历史学一直有强烈的价值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高尚”啊，“卑鄙”啊；而人类学一直强调跨文化，认为文化是平等的，强调价值中立。　　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发现，如果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可能会推动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所以就有了“历史人类学”。其实是两帮人在做，一帮是“有历史学倾向的人类学家”，一帮是“有人类学倾向的历史学家”。我属于后者。 　　问：您个人有什么信仰？ 　　答：我的行规决定了我不能有信仰。如果你有信仰，你就不能价值中立了，就不学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