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 (王先明.doc

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 ——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 王先明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地方精英”只是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无论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资源还是基于社会现状，“士绅”这一话语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认知意义，都不是“地方精英”的话语所能替代。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士绅仍然成为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只是此时的士绅构成却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已呈多元化趋向。士绅阶层的构成要素已有所变异，然士绅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士绅话语仍然揭示着民国乡村权力的结构性特征。当然，构成要素的变动虽然也展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向，却只是在原型中有限地扩充。　　「关键词」士绅/构成要素/乡村权力/20世纪前期　　国际学术界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从皇权研究到绅权研究，并从士绅研究到地方精英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当然标志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同时也标志着研究视角和理念的演变。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着在传统与近代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士绅阶层与地方精英的时代性差异，认为“士绅虽然生活在地方社会，但是他们的活动在国家场域。地方精英研究关注的是帝国末期，而且是在国家政权以保甲制渗入并分解传统的村庄共同体社会之后，相对于前一时期来说是一个较混乱无序的时期，针对的是地方社会中起实际作用的人物……关注的是地方场域。”所以表面上看来，二者虽然都是“乡居”的权势力量，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对象，并非是同一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延续……乱世的地方精英并非完全由治世的士绅转变而来。”（注：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不同于传统时代，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权力是由地方精英而非由士绅支配。“地方精英是在地方舞台上（指县级以下）施加支配的任何个人和家族，这些精英往往比士绅的范围广泛得多，也更具有异质性，既包括持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韦伯论述过的地方长老，此外还有各种所谓职能性精英，如晚清的士绅—商人，商人，士绅—经纪，以及民国时代的教育家、军事精英、资本家、土匪首领。”（注：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中国书评》总第5期，1995年。）“他们的场域是‘地方舞台’，他们的首要特征是在地方发挥着实际的支配作用。”（注：李培林等：《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第88页。）　　然而，清末民初的历史演变进程，即使在乡村社会层面也并非是地方精英替代士绅的历史运动。事实上，“地方精英”这个移植的话语并不足以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内容，也不为乡村社会所接纳——“地方精英”只是研究者借用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乡村社会仍旧认定这些作用于社区的人物属于“士绅”，尽管他们是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士绅。因此，力求揭示其时代特性的话语可以是“劣绅”、“豪绅”、“土劣”或“正绅”、“开明士绅”等，但这仍是以士绅为中心语义的表达。当然，它却告知我们，民国时代士绅的构成要素已有所变异，并由此获得了不同以往的内容和特征。这一特征不仅仅与士绅的定义相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着社会结构的时代特性。　　（一）　　以“地方精英”来涵盖晚近中国基层社会的权势阶层或权威力量，成为近来学界颇为流行的话语。这一话语的出现其实也是“西学”强势影响的结果，尽管“西方人认为社会精英只是在西方最近的开放型社会中才开始出现并且壮大起来的……精英人物确实具有权威（不是权力）”（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马克斯·韦伯认为，“阶级分层依据他们对于产品和物质获取的关系，而阶层分层是依据代表其生活方式的物质消费原则”（注：参见Berth Berberoglu，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Greenword PublishingGroup ，1994），p.7.），但“精英”理论并不是对于社会结构分层主体存在的表达，它是基于社会运行机制的描述。这一概念本与现代社会科层结构相融合，指的是社会制度管理的社会力量，即“管理精英”。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权力结构》一书被认为是运用精英理论研究社会结构的一个范例，但他的“精英”指的是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按其在美国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历史演进分别为“政治精英”（早期历史）、“经济精英”（1886年后）、“军事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时，米尔斯等也称其为“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