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后寄语”：法官应“情”系何处.docVIP

“判后寄语”：法官应“情”系何处 　　在当下的转型社会中，在社会公众对法理的接受能力及水平还较低的背景下，“判后寄语”在以道德的力量来推动“法理的被接受度”上，更显现出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和社会价值。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选用“判后寄语”来劝导、教育、感化当事人，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及当事人及公众对裁判内容及结果的接受程度。这些有益的探索是很值得肯定的，但因为现行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上级法院也没有统一规范，各地做法尚不统一，随意性强、水平参差不齐，这些都有待立法者和司法者共同努力改进。 　　什么才是恰当的“判后寄语”？ 　　笔者先举出三个司法实例来从不同侧面反映“判后寄语”的现状。 　　2014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件离婚纠纷判决书中，法官用“本院另需指出”引出了一段劝导语：“无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子女仅仅是维系夫妻感情的纽带而非决定因素，美好的夫妻感情要靠夫妻双方共同营造，这是一门很深、足以使人学习、感悟一辈子的学问。夫妻之问有时不能事事讲理，也不能事事都要辨清孰是孰非，争个你输我赢，也许你赢了理，却在不知不觉中输了感情，让你的另一半对你敬而远之，而双方的感情就在一次次的输赢中越来越疏远……”虽然法官最终判决双方当事人离婚，但这段情真意切的劝说更多地寄托了法官对当事人未来生活的期盼，希望双方当事人能够对婚姻、对家庭以及亲子关系有新的认识，走出情感误区，活出“精彩”。但正是这段用心良苦的劝导，引来了网友热议，褒贬各异。赞成的人认为，法官不拘判决书格局，写得人情人理，是一种好的尝试；反对的人认为，这段话在判决主文中出现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突兀，使判决变了味道。 　　笔者认为，这番劝导本身并无不当，也能看出法官的用心、敬业与真诚。但这是一段“错放”的情理表达。此番劝导不是裁判依据，也不是对裁判结果的论证，放在裁判结果之前，打破了裁判文书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所以，情理表达本无错，只是位置错了。 　　2007年，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彭宇人身损害赔偿案的一审判决，此判决书一出就引发了关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道德争议，甚至至今余波未平。“根据被告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之人，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达到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决定，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笔者对此份裁判的不当推理不做重点讨论，仅就情理论述而言，该案法官混淆了法律基础与道德劝诫，是“错乱”的情理表达，没有分清法理和情理，将“见义勇为”“尊老爱幼”这些道德情感作为裁判理由实属不当。 　　那么，什么才是恰当的“判后寄语”呢？在司法实践中，不乏优秀的法官寄语。特别是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判后寄语”往往成为法官劝导少年犯，帮助他们回归正途的重要方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法官贾建平在一份刑事判决书中，对两名少年写下了道德劝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做人同样也要遵循这个原则，生存于社会空间所从事的一切行为必须受社会公德、法律法规的制约，不可任凭自己的喜好为所欲为。你们阿人均系未成年人，有着花一样的年华，相伴你们的应当是绚丽多彩的幸福生活、充满幻想的童年时代和诗一般的学生生涯……希望你们从思想深处找寻自己失足的根源，从犯罪的阴影中走出来，吸取深刻教训，珍惜未来，通过自身的努力重塑自我。”这篇“判后寄语”可谓饱含深情。法官通过情理表达，对两名少年犯进行道德教育和温隋劝导。在一份法律明晰的判决基础之上，“判后寄语”使得法官与当事人有了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借助道德的感染力，给当事人以深刻的教育。既让他们认识到行为的错误，唤起内心良知真心悔过，又为他们的未来人生指引了正确方向。从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层面来讲，这段“判后寄语”有效增强了裁判文书的张力和内涵。 　　由上述案例，勾勒出“判后寄语”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灵活性有余但规范性不足，个案成效明显但普遍推广不足，司法实践积极探索但立法明显滞后。笔者认为今后的理论研究、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应该对“判后寄语”给予更多的关注。 　　“判后寄语”背后的价值 　　裁判文书所说的“理”主要有五种，即法理、事理、情理、学理和文理。它们有机结合，完成裁判文书的说理，联系密切又各自独立。法官在撰写“裁判理由”时行使的是审判权，在撰写后语时则是无公权力依托，靠的是法院的权威和法官影响力。学理、法理和事理是裁判理由，侧重于道德教化和劝善提议的情理则应作为“附带”出现裁判主文之后。“判后”两字表明了这种附带性和非裁判性。它以划定时间节点的方式，明确界定“判后寄语”是在裁判结果作出之后而进行的情理表达，而非裁判依据，与